核心经济期刊论文国际经济中西方政治、社会制度变革的制约因素(3)

第二，反映社会情绪的媒体加入了批评政府的行列，并且通过优化了的传播媒介和渠道，使对政府的批评能够快速扩散、加倍放大，有时产生“蝴蝶效应”。在德国，媒体对默克尔政府政策的诠释极大地削弱了她的执政能力，她领导的政党已经在六次地方选举中失利，基民盟及基社盟目前在选民中的支持率跌落到32%。英国媒体对政府也批评不断，认为联合政府面临着内忧外困：经济疲软、医疗保障制度和刑法制度改革的急速转变、利比亚战争等使得局势对联合政府来说十分困难。有调查结果显示，英国民众对反对党工党的支持率为41%，对执政的保守党的支持率为35%，对执政联盟中的自由民主党的支持率为13%。在欧盟其他国家内部也孕育着各种不满情绪，包括对北约军事力量的过度使用。可以说，由于多重社会失衡的出现，西方社会内部的多重不满也在生成和蔓延。

第三，极右翼民族主义抬头，在选举中得票率不断上升。当国家化的政治力量难以应对全球化的市场时，一种选择就是重新固化民族国家的边界，重弹狭隘民族主义的老调，进而制止外来移民的涌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等。还有一些极端势力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从伦敦骚乱到挪威袭击爆炸事件，这些都表明整个西方社会矛盾凸显，民众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

四、 欧洲一体化的应对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国家纷纷组建或发展区域性经济集团，走区域一体化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欧洲联盟成员国希望通过一体化形成一种新的有保护的边界，一方面通过欧盟大市场的建立，使资本和市场的力量获得比民族国家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则对外采取保护措施，对内力促提高竞争力，让欧盟市场内的社会和经济力量重新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欧盟的组织结构恰恰体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不平衡的状态。 具体地体现在各个不同领域里的不同权能。

1.欧洲经济一体化。欧洲一体化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通过一体化、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的建立，放大了欧洲国家的经济边界。特别是关税统一，明显有别于外界的“欧洲经济”区域开始形成。同时，在农业、竞争政策、对外贸易等领域建立共同政策，为各国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保障。其次，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欧洲单一法令》在共同体的新边界内建立了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流通。最后，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建立。欧元的启动意味着货币层面的一体化最终实现。此外，欧盟还设立了欧洲央行与央行体系，并确立了四项标准，以规范通胀率、财政赤字、汇率与长期利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使成员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逐步向欧盟一级转移和共享主权权利，基本完成了经济力量对传统国家界限的突破，使得经济要素能够在大欧盟的范围内重新配置，从而创造新的财富。这一经济规律也是欧盟不断扩大的内在逻辑。

2.欧洲政治一体化。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条约，《罗马条约》在政治上完成了欧洲一体化目标、内容、机构及其职能的最初设计。从《罗马条约》到《里斯本条约》，欧洲政治一体化在不断推进。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一体化是一个政体创建的过程。但是，政体创建却远不像共同市场建设那样顺利。民族国家作为最终决策者的力量一直在影响着主要权力向欧盟的让渡。在这种情况下，欧盟采取了多种妥协形式，设立权能不同的各种政治机构，以应对一体化程度不同的各种功能领域，如在对外经济贸易领域里具有超国家权力的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在各种决策中实行一票否决的各成员国政府和部长理事会、名义权力的增长超过实际权力增长的欧洲议会，以及保留了多种权力的各国政府，及正在发挥作用的次国家机构、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等。与经济力量相比较，欧盟的政治架构显得分散和杂乱，往往很难形成对经济力量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的合力。

3. 欧洲社会政策。欧盟的民族福利国家制度与统一大市场体制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常常出现相互抵消的势力。市场的扩大本来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就业岗位的创造和经济福利的提升。这些积极的现象在欧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都曾经出现。特别是早在《罗马条约》中就预先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以及“不断改善生活和就业条件”作为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在此后的发展中，欧盟又不断地提高社会政策目标，强调对于劳动者的保护，在工人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的改善，健康与安全，工资平等，同工同酬，事故与疾病的预防等方面做出了规定，在职业培训、成人教育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要求，致力于“共同欧洲社会模式”的建立，但是，由于社会政策领域最核心的权力——通过国家税收手段和社会保险方式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再分配，依然留在民族国家手中，而民族国家的社会组织也是通过向本国政治制度施加压力而获得利益，这种游戏规则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脱节。

五、 欧盟体制应对危机和冲击的能力有限

如前所述，二战之后的西方政治体制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体系。经济全球化打破了边界的限制，欧洲一体化则试图建立起新的边界，使失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重新达至平衡。但是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却呈现出了不平衡发展的状态。欧洲一体化是经济的巨人，政治的矮子，而社会对经济来说仅仅处于补充和从属的地位。对于欧共体早期成员国而言，政治一体化是一个比经济一体化更高的战略目标。欧洲的战略家们的意图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创造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平衡的体制。但事实上，这个过程要比“规划”艰难的多。所以就根据不同的功能领域而形成了多层治理的、 “特殊体制”和在许多领域里都没有通过政府进行治理的特殊的“欧盟治理”模式。这种治理体系仍处于动态发展之中，且非常软弱。一方面，由于多个行为体参与决策过程，且成员国国家利益各有不同，加之缺少权威的政策制定中心，欧盟以寻求共识为主的决策过程困难重重、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决策权的多层面和多领域分配使其很难接受民主监督，合法性缺乏问题一直困扰着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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