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高句丽佛教的传布及影响

　　高句丽佛教在辽东半岛的佛教文化传播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中原佛教的借鉴和发扬者，高句丽佛教具有其独特的魅力。本文考察了高句丽佛教的发展过程及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元4世纪佛教最初以外交手段传入高句丽，后经统治者推广，对高句丽的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佛教经由高句丽从民间传入百济和新罗，乃至日本，是东北亚地区佛教发展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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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句丽是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少数民族之一，高句丽与夫余同属濊貊一族，如《后汉书·高句丽传》所言：“句丽，一名貊耳”。高句丽东明王朱蒙于公元前1世纪(前37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建立民族政权，在其后的扩张和集权化过程中屡受中原势力打压，被迫迁都至丸都城，之后又面临灭都危机，再次复兴后继续扩张，渡鸭绿，侵乐浪，袭带方，最终完成对朝鲜半岛北方的统治。

　　佛教传入高句丽

　　公元4世纪，中原中央政权衰落，地方政权林立。高句丽在这样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自然不甘偏居一隅，他们渴望得到更广阔富饶的国土，因而国家连年征战，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在这样一个动荡分裂、多灾多难的时代，高句丽人民面对战乱和贫穷，需要一种精神寄托将他们从现世的苦海中解救出来;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加深的社会问题和阶级矛盾，高句丽原有的自然宗教已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政治需求，统治者急需一种新的思想统治工具巩固政权，维护统治。此时，恰好佛教由古印度传入高句丽，其思想体系成熟先进，不同于中原儒家思想重视的是现实社会的治理，而是将精神寄托于神，正如后赵建立者石虎所言“佛是戎神，正应供奉”。因此在符合高句丽少数民族政权求取独立、提升自身文化素养的需求下，佛教得以传入高句丽，并得到良好的发展。

　　佛教传入高句丽的确切时间在《三国史记·小兽林王条》中有所记载：“(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年)夏六月，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立太学，教育子弟。三年(公元373年)，始颁律令。四年(公元374年)，僧阿道来。五年(公元375年)春二月，始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始。”相关内容也出现在《海东高僧传》和《三国遗事》中，三条史料皆认定，顺道受前秦苻坚的委任，为高句丽送来佛经和佛像，后阿道来，又有了肖门寺及伊弗兰寺的建造。同时，三部著作也都认定这是为高句丽(海东)佛法的起始。

　　此外，还有另一种关于佛教传入高句丽的推测，也多被认为是佛教在高句丽民间传播的最早记载。据相关史料《高僧传》卷四“竺法深传”中记载，支遁(公元314年-366年)与高丽僧人有书信往来，“(支遁)与高丽道人书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刘公之弟子，体德贞峙，道俗纶综，往在京邑，维持法网，内外具瞻，弘道之匠也”。《海东高僧传》中也有相关记载。由此可见，当时高句丽已有传扬佛法的高僧，且与闻名玄林的东晋高僧支道林互传书信，因此可以推测当时高句丽的确已有佛法在民间流传，且不会晚于支道林的卒年(公元366年)。

　　佛教在高句丽的发展

　　自小兽林王正式将佛教引入高句丽，佛教文化便在这片土壤上平稳发展。佛教传入初期，上层统治者只是因为政治外交的原因认可，将前秦王苻坚遣使送来的佛像、经文等供奉起来，以示对佛教文化的尊敬，而下层百姓最初并没有完全领悟佛教的主旨，便在信仰原始宗教“多神”的基础上，将佛与鬼神、社稷、灵星同祠，“佛”只是被看作“多神”之一，而得到民众崇信。此时的传播状况已使佛教具有了杂糅的特点，尽管佛教作为高级宗教传入，在其扎根的过程中已与高句丽的原始宗教和德教思想互相融合，也因此其更易于被百姓接受，佛教得以顺利传播。公元392年，高句丽王颁布政令，命举国百姓崇信佛法求福，自此，佛教在高句丽进入了兴盛期。

　　在建筑方面，公元393年“创九寺于平壤”，公元498年“创金刚寺”，当时的高句丽寺庙林立，法化昌隆。据《旧唐书·高丽传》记载：“(高句丽)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佛寺建筑能与王宫一样用珍贵的瓦建造，可见其地位之高贵。而且，当时所兴建的佛塔建筑规模很大，多为一塔三金堂式的伽蓝格局。此外，从出土的文物饰物中也可探察到佛教文化对高句丽建筑的影响。如莲花纹和忍冬纹的大量使用,在5世纪左右的一些墓葬中发现了大量佛教题材相关的壁画作品，最具代表性的长川一号墓中的大型拜佛图，描绘了一百多个人物参佛、礼佛、拜佛、敬佛的形象，是高句丽佛教研究的珍贵资料。

　　在僧众信徒方面，高句丽高僧辈出，传法讲经盛行，且尤精三论学，如僧朗入华宣扬三论，梁末隋初，高句丽的实法师和印法师大力弘扬三论等。此时的僧人地位得到大大提高，僧人不仅讲经说法，拜佛礼佛，甚至还能参与政事，据《三国史记》记载：“男建以军事委浮图信诚，信诚与小将乌沙饶苗等，密遣人诣勣，请为内应。”可见信诚曾参与军事调度，且身份应是僧人。佛教渗透到高句丽社会的方方方面面，也为佛教在辽东半岛的传播打下了坚实基础。

　　公元6世纪中后期，高句丽佛教进入衰落期。此时，高句丽统治阶层的新势力不断向唐朝求取道教，对抗旧势力崇信的佛教，严重压缩了佛教的传播空间，而道教则成为了高句丽宗教的主导，如“苏文告王曰：‘三教譬如鼎足，缺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未盛……取僧寺馆之。’”由此体现出在统治者心中，佛教地位已明显下降，以至将佛寺变为道观，供中原传道者居住。据考，当时高句丽大量高僧赴日传道，或归附新罗，或安于百济，造成了严重的人才外流现象。如普德和尚，因高句丽兴道轻佛，移居完山孤大山(位于百济境内)(《三国史记》载：盘龙寺普德和尚，以国家奉道，不信佛法，南移完山孤大山);僧朗、实法师、印法师入华宣扬三论(《高僧传》载：僧朗入华至摄山栖霞寺师事法度)。《续高僧传》载：僧慧持听高丽实法师三论，(法敏)听高丽实公讲大乘经论，躬为南坐，结轸三周。及实亡后，高丽印上蜀讲论;道现闻日本君臣崇尚佛法，附贡船前往等(《朝鲜佛教通史》载：高句丽道显闻日本君臣崇信佛法，附贡船而来。敕住大安寺，教授之君臣崇信暇，操日本世记若干卷)。种种迹象表明，佛教在高句丽已步入衰落时期，但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佛教在辽东半岛的推广与传播。

　　高句丽佛教对东北亚地区的影响

　　高句丽由于地处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是佛教在东北亚陆路传播的枢纽，对中原、辽东半岛及日本的佛教文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高句丽佛教由中原传入，受其影响很深，但同时，也有很多高句丽僧人前往中原求法论经，有学者统计：梁陈之间(公元502年—589年)，高句丽有五人曾到中原地区求学佛法，隋代一人，初唐时期八人。高句丽僧人对中原三论学的传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释僧朗，三论学派之鼻祖，尤精于华严、三论之学，后任摄山栖霞寺主持。南朝梁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梁武帝萧衍派僧怀、智寂、僧论等十人赴摄山从朗学习“三论”之学，而且大多颇有成果，这使僧朗声名远震，颇有影响。他所创三论新学对中原的佛学影响很大,是东北亚佛教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高句丽地处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由于地理上的优势，使其对佛教文化在辽东半岛，甚至在日本的推广都有很大贡献。高句丽南邻百济和新罗，其民间僧人间自然多有佛法交流。如高句丽长寿王派浮屠道琳间谍于百济，僧人身份被用于国家军事。《三国史记》载：(高句丽王)长寿王阴谋百济，求可以间谍于彼者，时浮屠道琳应募曰，愚僧既不能知道，思有以报国恩);新罗佛教最初由高句丽僧人传入，后期高句丽僧惠亮法师领其徒随居柒夫妇归于新罗，成为僧统并置百座讲会及八关之法(《三国史记》载：惠亮法师领其徒，随居柒夫归于新罗，为僧统，始置百座讲会及八关之法);著名涅槃师普德，门下十一位弟子在新罗统一三国后，创立了八座伽蓝(《三国遗事》载：这八座伽蓝为“无上和尚与弟子金趣等创金洞寺，寂灭、义融二师创珍丘寺，智薮创大乘寺，一乘与心正、大原等创大原寺，水净创维摩寺，四大与契育等创中台寺，开原和尚创开原寺，明德创燕口寺”)，为新罗佛教文化的繁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高僧慧慈为日本圣德太子之师，对太子在佛教理解和造诣方面影响极大。譬如圣德太子注释撰成的《三经义疏》(即《法华经义疏》《维摩经义疏》《胜鬘经义疏》，学界有认为《三经义疏》乃伪撰之说,至今尚无定论,但总的来说肯定为圣德太子所著的看法占上风)和其日后号召全国上下“笃信三宝”等;慧灌于日本奉旨讲三论，后被任命为僧正(《朝鲜佛教通史》载：推古三十三年，高丽王贡慧灌到日本，为僧正，弘三论)，其也被视作日本三论宗的初传，对后世日本佛教的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

　　结语

　　从上述佛教的传布情况可以看出，高句丽佛教在东北亚影响深远，有着一定的思想根基，它不仅仅具有文化宗教方面的意义，同时也具有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意义。高句丽政权虽然已经灭亡，但是其珍贵的佛教思想却在传播和交流中得以存续，并对东北亚的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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