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思想在秦的成功实行

　　合纵连横是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对战国形势的变化影响极大。其中，连横派以张仪为代表，张仪用连横的思想在秦国实行一种以以势压制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外交策略，减少了秦国不必要的国力损耗，且在精神上给予各国一种绝对强权的威慑，为秦完成统一大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关键词：战国;纵横家;《鬼谷子》;张仪;合纵连横

　　一、张仪连横政策在秦实行的背景

　　秦本为殷商遗民，在周朝初立时不服新政权而反抗，失败后一度沦为奴隶，后因其安分守己，且自殷商时就“在西戎，保西陲”[1](P174)，对西陲最为熟悉，世代守卫西陲有方，于是，“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1](P179)。因地处边陲，秦常年与游牧民族交往，形成了勇武好战的彪悍民风，秦军战斗力极强，中原各国鄙夷秦国却也忌惮秦国。春秋时期各国争战仅为称霸，斗争激烈却无亡国之危。至战国时期，各国斗争渐以统一为目标，斗争日益激烈，秦国一度衰弱，“诸侯卑秦”[1](P202)。故而，至秦孝公时，他重用商鞅实行变法，仅二十年，秦国国力大增。后秦孝公去世，太子嬴驷继位，为惠文王。他虽车裂商鞅，却未废其法，还进一步巩固了商鞅变法的成果。后惠文王大胆任用了当时在各国中名声并不好的张仪为相，使秦国的统一大业更进一步。张仪自惠文王五年(前320)入秦，惠文王十年(前315)始任相，期间惠文王更元二年(前323)“五国相王”、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五国攻秦之时两次被免，在其任职期间，他主推连横的外交策略，即“事一强以攻众弱”[2](P452)。春秋战国以来，各国间的外交主要是以军事外交即战争为主，军队实力是关键。各国通过战争夺取土地，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战争极耗国力，各国征战大多战战停停，打一仗就歇一歇，恢复国力，然后再战，往复循环，秦也不例外。而张仪则为秦国开辟了另一条道路，不战时以言语威逼利诱;战则游说各方，挑拨人心，削弱敌对势力，不论战争与否，张仪都最大程度地保存了秦国的实力，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了巨大的利益。然而，这种“不劳而获”使张仪为各国仇视，甚至秦国的一些武将亦对其不满，当武烈王继位后，张仪为自保不得不主动请辞，返魏一年后逝世。张仪的连横政策对秦统一大业的作用极大。

　　二、张仪连横政策的指导思想

　　早在张仪实行连横政策之前，合纵连横的思想就已具备较完整的体系。其师鬼谷子王诩，是纵横家的鼻祖，却并不止是纵横家。王诩学识渊博，兼涉兵家、阴阳家等学派的学说，皆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兵家助军事，法家助政势，纵横利国势，故其弟子大都受统治者重用，而同期的所谓世之显学的儒墨两家受重用的却不多。儒家讲求“仁”“礼”，体现人民诉求，认为统治者应施行“仁政”，就当时各国富国强兵、争霸吞并的目标而言，儒家思想不合时宜。墨家提倡“兼爱”“非攻”，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无法实现，其符合当时统治者需要的仅有“尚贤”一点。儒墨两家立足人民，向统治者传达人民愿望，得到人民拥戴成为世之显学。同是据时代而生的产物，儒墨的产生与纵横家的诞生就好比一个事物的正反两面，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一方从弱者的角度出发，强调伦理道德观念在统治中的重要性，超越时代发展水平;另一方则从强势的一方出发，重视对人性的挖掘，把握人心，进而实现更为有效的控制，符合时代需要。“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3](P1746)鬼谷子是纵横家的祖师，著有《鬼谷子》一书，该书是“对春秋以来行人游说、谏说的经验技巧和此类文章写作经验与技巧的总结”[4](P1)，全书共14篇，是王诩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现存12篇，分为捭阖、反应、内揵、抵巇、飞箝、忤合、揣篇、摩篇、权篇、谋篇、决篇、符言，是先秦纵横家的理论著作。与名家“白马非马”的诡辩术不同，纵横的辩术更为正统，它深入挖掘人性，发现并扩大人的欲望，还提出针对性建议，使统治者们原本压抑下去的野心重新膨胀起来。纵横家之能不在于口舌之利，而在于他们的攻心之法，他们捭阖识阴阳，反应以识人，内揵和君主，抵巇明微末，忤合得时机，揣而知优劣，摩则得法，权以知度，谋必胜之，决而绝之，符言则必守之。纵横家们从以往的经验中不断学习，体会人性，摸索掌控人心之道，上至君主，下至百姓，皆为其手中棋子，“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5](P415)。纵横之道，强势如此。“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6](P202)游说是纵横家成事的重要手段，谋略则是决定结果的关键。在谋划之前，首先应观察现象、挖掘规律，然后掌控人心进行引导，如此方可达成目标，这就是捭阖篇中所言“观阴阳，知存亡，筹策万类”[4](P2);反应篇则要求在对话中察言观色，把握“动静虚实之理”[4](P24)，结合以往的经验找出不合理的地方来查探对方的真正意图，识人亦识事;内揵和君主则是与君王的相处之道，攘外必先安内，只有上下一心才能一致对外。对于地位权力高于自己的君主，纵横家讲究说话的方式，对不同的君主使用不同的游说方式;抵巇明微末则是从细节处着手，找到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忤合得时机，找到展现自我的平台，抓住机遇;揣而知优劣，是要明了谈话双方的差距，扬己之长，避己之短;摩则得法，仔细琢磨方得制敌之法;权以知度，反复权衡才能把握好行事尺度;谋必胜之，谋之以暗，胜则示之，败则隐之，必不能为人所知;决而绝之，作决策时要果断，游移不定则错失良机;符言则必守之，制定好的规则就一定要遵守，违者必罚，秉持公允。正是这些思想促成了纵横家们的成功，观人、识人、知人、任人，只有真正了解人，才能自如地指挥人。张仪作为杰出的纵横家，对于这些思想的运用可谓到了极致。

　　三、张仪连横政策在秦的成功实行

　　战争与联盟是国家之间的主要交往方式，目的是为国家争取利益，春秋时为称霸，战国时则是兼并。无论是战争还是联盟，军事实力是各国谋取利益的最大保障，各国不断努力，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变革时代开始。秦国商鞅变法是战国变法的典型代表，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其对秦国的统一大业甚至封建制度的建立都有深远影响。商鞅变法之后，秦废除世卿世禄制，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1](P2230)这种无功削爵的实施改变了秦政权中枢的权力分配，旧贵族因无功被免职，从而失去权力，降低了其对朝政的影响，变相提升君主权力，国君掌握了官员任免权，为惠文王任用张仪提供了便利。商鞅在废除世卿世禄制后以二十等爵制代之，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1](P2230)他把军功和爵位直接联系起来，明确奖励标准，提高了士兵战斗积极性，使秦军在没有极为杰出的将领出现的孝公时代，仍然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秦人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7](P1)。商鞅变法以“耕战”为核心，在内，百姓努力耕耘，充裕国库，为秦的大一统事业奠定物质基础，亦是张仪实施连横政策的经济基础;士兵们作战英勇，使秦军成为列国之中的一支劲旅，为世人所惧，为张仪连横政策提供军事保障。在外，秦国权力中枢“有功上位，无功削爵”的选官任官方式吸引了大批士子，为秦统一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人才储备。商鞅变法为秦奠定了统一的基础，张仪连横则为秦的统一提供了方法。纵横家行事讲求灵活多变，顺势而为，张仪连横政策也遵循这一准则。张仪入秦时，秦正处于战略空白状态，商鞅变法为秦打下基础，秦却没有下一步的规划，所以，张仪入秦后首先向惠文王就战国形势和秦国的国情作了说明。当时，大国战略目标已由“霸主时期”的“争霸”转变为“全民战争时期”的“兼并”[8](P131)，张仪对这一形势的变化了然于心，他向惠文王进言，批判秦以往的联盟政策，提出了连横思想。依据秦国国情，张仪首先以连横打破“三晋”对秦的封锁，让秦国东出，且在走出去的同时将“三晋”由秦的阻力变为助力，给各国一种势不可挡的强国姿态，在精神层面压制了各国;之后，他又破坏了齐楚联盟，两大强国联盟的解体给了秦国可乘之机，夺得汉中楚地与巴蜀连成一片，在加强国防的同时将这两块丰饶土地变成秦国的经济基地，改变了诸国形势，各国对秦更加忌惮，秦国的地位日益提升。连横政策的成功为秦国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以往单纯依靠战争掠夺土地的道路。管仲认为，称霸要“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9](P92)。张仪巧舌如簧，“示之以武”;用秦国强大的武力恐吓列国，“拘之以利”让各国献出土地换取和平，各国初时略有犹豫，但“三晋”的安稳迷惑了他们，列国遗忘了割地的危害，秦得到土地，列国获得短暂安宁，秦不费一兵一卒就获得了巨大利益，这种局面自惠文王后愈发明显，苏洵言六国之败“弊在赂秦”[10](P62)即是如此。张仪为秦开创了一种新的兼并思路，推动了秦统一的进程，张仪死后，魏冉、范睢等人成了他的继承者，秦沿用这种思想，远交近攻策略应用愈加熟练，连横思想在秦得以最大程度地实行并获得成功。纵横家的游说谋略使得百姓甚至君主皆为棋盘上的棋子，世人厌恶他们却也畏惧他们。所以，当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后，合纵连横中所运用的一些外交谋略便被批驳，儒家从道德层面上猛烈抨击纵横思想，说纵横家们巧言令色，虚伪狡诈，想要断绝纵横思想，但实际上这是统治者们借儒家的道德声讨，让百姓远离权谋之术的“愚民”政策，为的是将这种谋略之术垄断在自己手中，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统治，章太炎所谓的“儒家不兼纵横，则不能取富贵”就是这个意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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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许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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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刘勰.文心雕龙·论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韩非.韩非子·初见秦(文白对照诸子集成)[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8]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9]尚学峰，夏德靠，译注.国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苏洵.嘉佑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作者：潘玉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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