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艺中的乐土书写

　　“乐土”顾名思义就是“安乐的净土”，这一意象来源于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山海经》和《诗经》，是古代先民们向往的理想社会。新中国十七年文艺作品中，艺术家们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新时代角度，在革命家园的想象中赋予“乐土”意象全新的、与时俱进的、革命性的意义：在革命家园中，人们激情洋溢，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新中国十七年文艺中所营造的“乐土”境界与以往的“乐土”有所不同，它并不注重浪漫的、唯美的境界塑造，而是回归现实，从生存本真的角度出发，构造的是一个一方现实主义的“乐土”。

　　关键词：十七年文艺;“乐土”;意象

　　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山海经》和《诗经》是古人智慧和思想的结晶，“乐土”意象便是来源于此，勾勒了人们理想中的社会状况。老子笔下小国寡民之地是乐土，庄子笔下的至德之世是乐土，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是乐土，王维笔下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山水王国也是乐土，陶渊明笔下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风景是乐土，《水浒传》中“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豪情与义气是乐土，《三国演义》中君臣共勉、秋毫无犯的政治形势也是乐土。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乐土”原型在文艺创作中的再现是各有不同的，相同的是“乐土”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们心目中的“乐土”可以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文环境，可以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自然环境，可以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社会环境，可以是“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自然人性，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自由、和谐、安乐生活的追求。文学创作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文学意向是对某一生活原型的再现与升华。[1]新中国十七年文艺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产物，对于“乐土”意象的构建带有鲜明的革命主义色彩，是时代性和革命性的综合体现。新中国十七年文艺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20世纪上半叶的乌托邦叙事，创作者站在历史转折点，满怀着对新时代的向往和激情，以充沛的精力和高昂的创作热情，投入到宏大叙述的文学创作中，《艳阳天》《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等都是创作者以胜利者的姿态对“乐土”这一意象的意义重构。[2]这些作品运用乌托邦革命叙事法，展现了革命胜利后的一派花好月圆的大团圆画面，在这里风和日丽，物产丰饶，人心向善，社会和谐，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人们被幸福和希望包围着，满满的革命情怀。

　　一、“幸福的笑容”

　　新中国十七年文艺作品中焕发着浓烈的民族精神和劳动热情，“幸福的笑容”作为“合作化”“大跃进”时期作品的标志性的印记，描绘了这一时期热火朝天的积极劳动景象，每个人都满怀希望，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一时期作品所营造的时空幻境是潮气蓬勃、热情洋溢的，是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生活的时代性刻画。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以赞扬和歌颂社会主义制度为主旋律，涉及题材包括民主选举、自由婚恋、劳动光荣、物产丰饶等。如1958年的宣传画《争取更大的丰收，献给社会主义》，该作品出自钱大昕之手。在这一作品中，他刻画了朴实勤劳的老农、大丰收的各类农副产品，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农脸上洋溢的满足的、充满希冀的丰收的喜悦。除此之外，还有反映人民公社食堂的作品《为社员准备好饭菜》《吃团圆饭》《人民公社食堂》，这些作品以刻画老人和孩子形象为主，老人下棋，孩童嬉戏，一派欢声笑语、宁静祥和的景象，歌颂社会主义老有所依、幼有所养的美好社会状态，可谓之“乐土”。李准的《李双双小传》(1959年)是反映大跃进题材的代表作品，文中有多处关于夜晚劳作和田间见闻的描写，田间地头的歌声和欢笑声以及辛勤耕耘的劳作场景成为这一时期最美乡村生活书写片断。田间劳作生活场景的真实再现以及劳作者精神面貌的形象刻画是这一文学作品备受青睐的重要原因。当然，人们理想中的“乐土”也包括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生活环境。为吸引读者眼球，创作者在构建“乐土”时也有几分诗情画意的笔墨。在《李双双小传》中，作者勾勒了一幅黑山头水库、红石河渠修成后荒地变良田的欣欣向荣之景：“一条清凌凌的渠水从孙庄村中流过去，庄子周围，都改成了水稻田……”大有陶渊明笔下桃花源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韵味。解放初期的青年潮气蓬勃，雄姿英发，他们成长在红旗下，经历着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重重困难的考验。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等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就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而言，其存在具有历史必然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人们的劳动热情和革命斗志。“幸福的笑容”顺应了当时文艺政策的要求，反映了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采用宏大叙事法，刻画了一幅幅蓬勃向上的田园生活图，很大程度了迎合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心理需求。

　　二、“明朗的天”

　　中国人对于“乐土”意象的构建由来已久，据目前可考的资料来看，古代神话《山海经》最早构建了这一意象，《礼记大同》认为“天下为公是为大同”是乐土，《诗经》认为人性淳朴、与世无争、安居乐业的社会是乐土，《桃花源记》认为摆脱战乱、生活恬淡、殷实富足是乐土。新中国十七年文艺认为“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是乐土。创作者认为，革命胜利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对这个“黄金时代”的歌颂和赞扬要做到毫无保留，其采用的表达方式便是“乌托邦”式想象。[3]共产党是伟大的党，是革命的党，只有中国中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在他们心中，共产党是天，是阳光，是雨露，共产党所到之处乌云必散，艳阳高照，才有“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一说。《吕梁英雄传》第17回有述“天阴总有晴天时，受苦人总有翻身时。今天共产党八路军来，就好像是阴天出了太阳……”，这句话是受苦受难的普通老百姓的心声，是群众对于共产党信任和崇拜的真实写照。然而，对社会主义农村的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现实社会中也并非全如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乐土”世界那样，“明朗的天”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是创作者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想象。面对当时现实的社会情况，农民在入社问题上广泛存在犹豫不决、徘徊不定等现象，农村的权益保护问题和状况频出，并不像此时期文艺作品中所描述的那般美好。通过研究真实的历史资料可知，很多农民在合作化运动初期并不是积极入社，也没有积极响应领导干部入社的要求，农村合作化运动进行得并不顺利，农民也不像此时期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争抢入社。当时由于合作化以及扩社建社运动的快速开展，创办大社的条件尚未成熟，很多村都打出了“单干耻辱，入社光荣”的旗号对农民施压，甚至采取强迫命令的手段，强制农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很多农民心怀不满，碍于政策又不得不入社，只能先宰杀掉自己牲畜，消耗掉个人资源后再入社，给社会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4]《创业史》是反映这一时期生活的典型代表，艺术作品中的主人公梁生宝原型是农民王家斌。王家斌并没有梁生宝那么高的思想觉悟，也并非一贯正确。现实生活中，他入社的过程也十分曲折，经历了难熬的犹豫和反复思考的过程。1951年夏收时，王家斌接替中农董廷义成为互助组组长，“买稻种”也是王家斌个人所为。现实生活中，王家斌也曾动过买地的念头，他心里知道有这个念头也是不对的[5]，虽然他最终没有付诸行动，但这也说明了王家斌的觉悟确实没有达到文艺作品中梁生宝的觉悟程度。[6]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勾勒的是理想化的社会图景，是创作者们通过“集体想象”所构建的乌托邦社会。

　　三、革命“乐土”的反思

　　革命“乐土”意象是文艺创作者站在共产主义理想和党的政策思想的高度上对社会主义农村生活的理想世界的塑造，想通过对欣欣向荣、和谐富足的农村生活的艺术场景构建来彰显党的农村政策的正确性。[6]与陶渊明的桃园世界、废名的竹林世界、沈从文的边城世界相比，十七年革命的“乐土”世界更加注重集体生活的刻画，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革命情怀，更有年代感和时代特色。中国文艺作品中对于“乐土”的想象离不开农业文明的参与，这与我国传统的农业产业地位以及现实的社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毛泽东十分赞同康有为《大同书》中关于“大同”社会的构想，他在1917年寄给湖南第一师范黎锦熙的信件中也明确表示热烈响应“大同”理想，并且付诸努力，积极践行，争取实现理想中的“大同”社会。[7]除此之外，毛泽东在诗词中还做了诸多关于“乐土”社会的想象和描写，如“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七律•到韶山》);“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七律•送瘟神》);“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七律•登庐山》);等等，这些都是革命领袖对未来“乐土”的描绘和想象，带有鲜明的农业文明的特点。[8]这一时期，创作者用艺术作品塑造的“乐土”是革命的乐土，它与以往的“乐土”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文艺作品，尤其是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不乏对农村生活的溢美，但很难说哪一部具有真正深刻的家园意识。

　　参考文献：

　　[1]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周黎燕.中国近现代小说的乌托邦书写[D].华中师范大学，2007.

　　[3]寇鹏程.寻找政治：“十七年”文学批评中“歪曲”话语的逻辑[J].文学评论，2012(3).

　　[4]定县专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急躁冒进倾向[N].中国农报.

　　[5]柳青.柳青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0.

　　[6]林霆.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真实性[J].文史哲，2012(2).

　　[7]凌志军.人民公社与大同思想[J].博览群书，1997(12).

　　[8]邵宁宁.现代中国的弥赛亚信仰与乐园想象[J].文艺争鸣，2014(11).

　　作者：田蓉辉 单位：湖南工程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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