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道德和法治维度

　　在一个道德的社会，一个有道德的人，显然是自由的人，一个越有道德的人，显然是拥有更多的自由的人。

　　因为有道德，说明他有很多修炼。他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欲不逾矩。这是说，他三十岁就独立了，四十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都知道了，五十知道自己要做啥了，六十别人说什么都没关系了，至少言语不会让自己制造敌人了，七十的境界最高，从心欲不逾矩，心里想什么就去做什么，而且不会违反道德准则。

　　这样的人，无疑到了自由的最高境界。道德和自由的合一。没人会认为缺德的人比有道德的人好，显然每一个有上进心的人，都是很看重自己道德修养的人。无疑，道德是自由的朋友。当然，有些人会说，虚伪的道德不如没有道德。但这样的争议缺乏力量，因为虚伪的道德，并不是道德，和缺德是差不多的，不过是虚伪道德和缺德的比较而已，而不是有德和缺德的比较。

　　所以，对任意的个人来说，潜心修炼，都是有利于自由的。圣人的自由，从心欲不逾矩，多好的自由境界。君子举手投足，都是道德的，符合君子的规矩。当然圣人更不得了，估计可以达到无欲则刚的境界，更达到了无所谓规矩的境界，佛教的涅槃，和般若菠萝蜜境界，显然是无比自由的境界。上帝的自由，是人无法现象的，但显然也有其更美妙的自由境界。

　　不过，自由，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不仅仅是佛、上帝、圣人、君子，更多的是凡夫俗子的自由，或者甚至是小人的自由。这些人见识不多，修养不到位。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这些凡夫俗子，也就是凡人，或者小人，的确永远到达不了君子的境界，更不用说是圣人和更高级的道德修养境界。在一个道德社会里，每个人的道德能力是不一样的，因此从静态事实的角度来说，圣人、君子和小人，代表了其不同的修养水平，也说明了其不同的自由能力或者水平。但因此而认为，圣人、君子和小人，意味着一种等级的秩序，圣人有无限的自由，不需要遵守规则，因为可以从心欲不逾矩，而君子则可以不太遵守规则，而小人则不能有自由，要严格管制。这样的等级自由秩序里，自由变成了一种身份，也变成了一种特权。而对小人来说，不自由却是一种常态。

　　这样一种等级化的道德的自由秩序，显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平等的秩序。它如果和权力的治理联系起来，居于权力的上位者是圣人，居于权力中下位者是君子，无权者是小人，那么这种以分层化道德修养为基础的自由秩序，其实是一种不自由的秩序，或者干脆就是一种奴役的秩序。

　　君子的说法要多一些，可以说是道德高尚的人，也可以说是掌握命令权可以发号施令的人。它的条件比圣人要低一些，圣人是完人，君子则可以有一些瑕疵。而小人则基本上谈不上道德修养。君子如果成就了自己的道德修养，显然是很有自由的人，如果加上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则更具有自由的力量。君子的道德修养使其有资格发号施令，小人的道德修养只能使其听从命令，其差异是道德修养的差异。

　　如果道德修养没有正义，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政治秩序，君子因发号施令而有自由，小人因听从命令而获得自由。这样的自由，是在等级秩序中的自由。当君子有争议的时候，当小人修养成君子却没有君子身份的时候，冲突也就开始出现。一旦冲突出现，君子就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小人就要摆脱自己的服从地位，自由自然开始出现蜕变。显然，以道德修养为基础的秩序，显然是不稳定的，随时可能存在或者出现互害性的冲突。

　　从道德的自由秩序到法治下的自由秩序，这是哈耶克意义上的文明治理之道的变革。君子以道德修养为基础的自由，也为凡人的法治下的自由所替代。法治下的自由也会有相关的冲突，但与道德修养已经没有关系，却与每一个人的行为有关系。行为只要触犯法律，只要侵害他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只要公共权力超越边界，行为人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这种冲突是根据个人行为来判断的，而不是根据个人的道德修养来判断的，相对来说更容易有证据，也更容易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来处理这种冲突。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家，通过民主的政治程序更容易处理其冲突和违法行为。一般行政官员的违法行为则通过行政诉讼即可解决。至于一般公民，刑法和民法，以及相应的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就可以解决相关的冲突。

　　显然，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遵守法律的人就拥有自由，而越遵守法律的人就拥有更多的自由，这个人其实只要是凡人便足以获得更多的自由。在这样的法治秩序里，一个人同样可以通过道德修养获得更多的自由。但如果在道德的秩序里，一个人只能通过道德修养获得更多的自由，而凡人也就是小人，则无法通过法治获得自由。

　　其结果就是，道德社会和法治社会，君子都有同样的自由。而对于凡人来水，越道德的社会，往往是凡人越缺乏自由的社会，法治的社会，恰恰是凡人能够获得充分自由的社会，只要他们遵守法律，并按照法律的诉讼程序来处理各自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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