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论文发表浅论多民族混合社区建设模式(2)
在乌鲁木齐市，民族空间分异表现为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被“压缩”到城市中的一个局部区域。民族空间的分异现象主要通过居住空间来表现，居住空间的分异反映了民族人口的隔离、社会阶层和经济阶层的分异现象。
2.2 乌鲁木齐市民族人口空间格局的成因分析
造成乌鲁木齐市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历史成因大致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清朝平定西域大小和卓木叛乱至同治回民起义前的一百多年间，清朝在新疆推行伊犁将军为首的军府制度。设立迪化为汉城、巩宁为满城，形成了地域并列的“双子城”。此结构功能不同，满城是军城，汉城是商城。这是清帝国边疆治理政策的产物。
第二个时期是从新疆行省建立之初至解放前，地域空间上二城合一，但内部空间却形成了汉人区、满人区、萨尔特人区、俄国侨民区等居住区。除俄国侨民区外，每个地区四周筑有草泥围墙，城市空间“合而不融”，形成“一城四区”不同的居住区。
第三个时期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至上个世纪90年代初，乌鲁木齐城市空间格局的变迁以政府行政力量为推力，单一民族聚居向多民族杂居转变，各民族居住格局呈网状分布，“单位集体户”民族杂居为主要特点;维吾尔、汉、回三个民族居住仍处于相对“隔离”状态。
第四个时期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至21世纪初，市场经济的力量成为城市空间建构的主要推力。其一随着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边疆宾馆边贸发展而形成流动人口散居型模式。致使人们对居住地选择考虑的是生活环境便利而不是民族成分，形成散居在城市中的形式。其二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赛马场社区形成流动人口聚居型模式。天山区有少数几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自发形成的社区。
2.3 对乌鲁木齐市现有的多民族混合社区的调研
乌鲁木齐市也存在一些已有的各民族混居社区，为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对混合社区的看法，2012年10月，本课题组在乌鲁木齐市综合治理办公室的支持下，对乌鲁木齐市选择九个民族混居的社区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少数民族以维吾尔族为主，还有少量的回族、哈萨克族以及其他民族，共发放和回收有效问卷160份。
大部分被调查人员认为南部城区维吾尔族聚居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有23%的被访者认为这是不好的。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居民对这个问题持否定回答的比汉族人口多9个百分点。
在购房方面，房价、交通条件、教育医疗等设施条件是首要因素，分别占34%、30%和24%，只有12%的受访者将是否是本民族作为一项重要因素。
在混居方式上，63%的受访者愿意与其他民族共住同一单元，31%的人员认为无所谓，因此高达94%的人员能够接受混居。
约75%受访者认为居住环境周边基本能满足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78%的人愿意参加社区组织的促进民族感情的活动。
但在处理涉及到不同民族一般性事务的纠纷上，90%的受访者采用依靠社区人员而不是自行协商解决。
另外，多数混合型社区反映因地理位置较偏，交通不便，基本的便民服务设施不是缺乏就是质量差。
3. 问题与后果——城市规划的重点应转向空间资源的均衡配置
3.1 居住隔离
居住隔离(Living segregation)是指都市居民由于种族、宗教、职业、生活习惯、文化水准或财富差异等关系，特征相类似的集聚于一块特定地区，不相类似的团体间彼此分开产生的隔离现象。长期的居住隔离造成城市流动人口无法融入城市，特别是缺乏在语言方面的学习环境，从事简单技能的工作也无助于其劳动技能的提升。
3.2 居住隔离的危害性
居住隔离的危害性体现在：
(1)空间作为一种权力和思想意识的象征，空间资源是权力配置的效果，不同民族在居住空间上的归属被异化为空间权力意识，在城市空间资源的分配中，房地产开发商利用财富资源的力量对弱势阶层的空间剥夺，导致对城市居民成本和效益的再分配，这种城市空间资源的分配显然有利于城市权势阶层。
(2)低收入群体高度聚集是城市中最主要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再加之在宗教、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差异性，很可能成为酝酿城市骚乱事件的重要诱因。
在社会心理层面，空间上的归属感被异化为民族的归属感，少数民族或者汉族聚居城市社区被视为本民族的归宿，易为分裂分子所利用。
3.3 少数名族流动人口融入社会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否很好融入城市社会，是关系到城市社会和谐、城市民族关系稳定的重要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必然有一个逐步磨合的过程。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社会融入，需改革城乡户籍制度，加强民族工作立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解决生活就业困难;加强社会公共服务，提高社会参与程度;加强民族平等宣传，促进民族交流团结。需要强调的是，在大力构筑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融入城市社会的政策体系时，不能对少数民族一味实行保护政策，否则会形成“隔离”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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