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谱的论文发表网站探究中国电影导演群体(2)
《小花》(黄建中)表现一个中国电影中常见的题材,一场革命战斗。在立意上,一反以往战争片纪录一次辉煌战役或表现某一战略思想,而着力于战争中人的命运和人的情感波澜。为此而调动外国电影中所能用得上的各种新的表现手段和艺术技巧,兼容并收。这部影片在电影形式上的大胆探索,当年产生过爆炸性的效应。
《苦恼人的笑》(杨延晋)几乎同样使用过《小花》的全部的新技巧、新手法。它的特色在于运用新的电影语言深入到人的潜意识领域,表现人在异己力量支配下惊恐、苦涩、尴尬、愤懑、无奈中的感觉、臆想、幻觉……大量使用时空交错、声画分立、声画对位、变焦矩镜头、扭曲镜头,直接表现人的深层心理,影片采用讽刺喜剧样式营造一种烘托主题的荒诞感。50年代之后,讽刺喜剧弃绝中国影坛,《苦恼人的笑》不仅让讽刺喜剧回归,而且注入更为狂放的闹剧和荒诞剧的因素,为后来的《小巷名流》等佳作开辟了道路。
在初敞国门文化引进中,这些影片大量运用的新手法、新技巧,诚然存在消化不良、饥不择食的问题。这是中国电影历史性突围难以跳越过的阶段。值得庆幸的是,第四代(包括第三代和第五代)迅速地走过了这个学步过程,很快地融会贯通,并显示出自己的艺术独创性。
百花初放的季节,也是百家始鸣的年代。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富于实践理性,而弱于抽象思辨。中国传统的诗论、文论、画论总是与创作实践紧密结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既是中国电影创作的黄金时代,更是中国电影理论最活跃、成果最丰硕的时代。在这个短暂年代,中国影坛先后展开过电影与戏剧离婚、电影的文学性、电影语言现代化、电影观念、电影创新、电影民族化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学术性论争。这些讨论有别于以往的鲜明特点,不再环绕着政治轴心旋转,而关注电影本体。这是电影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许多第四代导演既用摄影机来表达美学追求,也用笔和舌来挑起理论战斗、参与理论战斗;如郑洞天、谢飞、黄健中等,均属电影论坛上的活跃人物。作为第四代美学旗帜的,当推张暖忻、李陀在1979年发表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这篇文章倾诉这一代人渴望电影回归本体的心声,要求“形成一种局面,一种风气,就是理直气壮地、大张旗鼓地大讲电影的艺术性,大讲电影的表现技巧,大讲电影美学,大讲电影语言。”(注:《电影艺术》1979年第3期。)在结构形式、镜头运用、造型手段和表现方法上学习西方电影的成果。文章还提出了一个对80年代中国电影创作和电影理论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理论观点,推崇在国际上已经退潮的巴赞纪实美学。认为巴赞的电影本体论“是人类对电影认识的重大成果和不可逾越的阶段”。
诚然,如后来的评论者所言,中国开始引进巴赞纪实美学,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纠正“误读”,当然必要;然而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误读”与否,并非关键。“误读”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并非个别现象,尤其在中国与西方两种异质文化体系开始碰撞和融汇之际。“误读”往往出现在本土文化正处在变革的躁动之中,需要汲取外来文化资源以为奥援,并根据自己的内在需求进行读解。巴赞纪实美学开始进入中国,即属这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纪实美学在80年代,对中国电影完成了一次重大的电影本体的补课。有力地扫荡了“文革”虚假矫饰的遗毒,回归电影本源的逼似性;改变中国电影重叙事而轻造型的偏颇,出现了一次空前的造型意识的自觉;突破了单一的蒙太奇理论的垄断格局,促进电影多元化的发展趋向。
80年代初,《沙鸥》(张暖忻)、《邻居》(郑洞天)等追求纪实美学的作品令影坛刮目相看。这种纪实风格很快地渗透到其他第四代及第三代的作品之中,风靡一时;中国电影在艺术形态上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第五代横空出世震撼国际影坛的意象造型,也是在造型意识觉醒中,中国电影造型的一次升华。或者说第五代是站在第四代肩膀上完成的一次飞跃。
回顾“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电影的状态,无论就社会思想、艺术内容、还是在表现形式上,中国电影与国际电影拉开不止一个档次。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电影或十七年电影相较,也是全面的大溃退。这种差距如果转换为时间,落后不下数十年。经过短短几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电影已无需自惭形秽,一些电影精品受到中国观众广泛欢迎,也令国际影坛瞩目。在中国电影史上,出现一次全面的质的飞跃。中国电影的历史性转折,凝聚着几代电影人的心血,第四代的贡献尤为显著。
二
追求个人风格的第四代导演,在广阔的题材、样式领域驰骋,其中三种类型片——诗电影、中国西部电影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最值得关注。
关于诗电影。
从世界电影发展看,20世纪的20年代乃诗电影浪潮勃兴的年代。无论法国的先锋派或苏联的蒙太奇学派,均力图摆脱简单的物质现实的复制性,致力于形而上的开拓,向人的精神世界进军。他们探索电影画面的光影、构图、节奏、镜头结接产生的象征、隐喻等等,大大丰富电影语言的表现力;并诞生诗电影。那么,各种不同艺术部类的诗情共同本质何在?我倾向于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观点:诗情诞生在通过显现在场的东西揭示出与之相联系的背后的更本原的隐蔽的不在场的东西(注:参看张世英:《艺术哲学的新方向》,《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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