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雍正帝杀子疑云(3)

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帝的秘密建储虽然做得十分缜密，但仅3个月后，便由他本人泄露了天机。是年十一月十三日是康熙帝周年忌辰，雍正帝并不亲至景陵致祭，而是派年仅13岁的弘历代其前往。[14]这是一个意味深长之举：在位皇帝特遣未来的皇帝向升天的皇帝致祭，奏告王朝百年大计已定，储位已有所属，并祈求先帝在天之灵的佑护。

对于雍正帝这一举措最为敏感，且又因之最为沮丧者，莫过于弘时。一年后，他的疑虑再一次被证实。雍正二年(1724年)底康熙帝“再期忌辰”，弘历第二次“祭景陵”。[15]至此，弘时对储位的幻想已完全破灭，在怨恨与嫉妒心理的作用下，他进一步倒向雍正帝的反对派允禩一方，对其父所做一切持不以为然的态度。

雍正帝的继位，使允禩等人所拥戴的皇十四子允禵帝梦成空，他们做为新帝的反对派，受到皇权的制约和打击。雍正帝在秘密建储中以弘历为储嗣，弘时继承皇位的可能性永远丧失。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这一共同原因，使弘时与允禩等人在政治上相通相近，并对雍正帝产生极大不满。从实质上看，雍正帝与弘时的矛盾，具有维护或削弱皇权的性质，随着弘时与其父关系的恶化，他已逐步站到皇权的对立面，为皇权所不容。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帝继位后与弘时之间矛盾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从中也反映出秘密建储之举以及雍正帝对允禩等人的打击逐步升级，对于他与弘时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雍正帝继位初始，对弘时尚怀有父子之情，为其择师一事，颇费心思。元年(1723)冬，56岁的安庆府教授王懋竑被召见，授翰林院编修，“命在三阿哥书房行走”。王懋竑原籍江苏宝应，自幼师从叔父王式丹，“刻厉笃志，恥为标榜声誉，精研朱子之学，身体力行。”[16]雍正帝特从千里之外，找来一位惟谨惟慎，具有浓厚封建正统思想的宿儒，专门辅导弘时的学习，用心可谓良苦。这说明他对弘时尚抱有一定希望，认为后者或许能够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下，有所长进，改弦更张，使父子关系得到改善。

福建漳浦人蔡世远被雍正帝选做弘历与弘昼的师傅之一。[17]史载，王懋竑上任后，与蔡世远“同侍内廷，卯入酉出，敬谨奔走”。看来，雍正帝继位后，即阖家迁入紫禁城皇宫，弘时虽已完婚生子，但亦同住宫内，并未分府另居。[18]雍正帝所称弘时“断不可留于宫庭，” 即指此而言。

清宫每年岁末，例由皇帝向大臣颁赐福字。元年十二月，雍正帝“命书房中有未得福字者，令亲诣养心殿”。适逢“三阿哥奉差出府”，王懋竑“不往书房，不得与赐，而蔡公独得之。次日，三阿哥言当请赐”，王懋竑“以小臣不敢请”，与张廷玉(时任户部尚书)相商，张廷玉对他的态度深表赞赏。[19]这件事中，弘时的率直性格与王懋竑的谨小慎微作风，都表露无遗。弘时的“奉差”则表明，此时雍正帝与弘时的关系尚未破裂。

雍正二年(1724年)，王懋竑奔丧还乡，雍正帝令其“治丧毕即来京，不必俟三年满”。说明在他看来，王懋竑对弘时的规劝与教育，是无人能够替代的。是年冬暮，有从京师至江南办事的官员见到王懋竑，“促来春进京，且致三阿哥惓惓属望之意。” [20]足见弘时对师傅王懋竑颇有感情。更重要的是，这反映出直至雍正二年(1724年)底，弘时的情况还属正常。

雍正三年(1725年)八九月间，王懋竑扶病返京，但“养疴旅邸，不接一客”，半年后休致归里。[21]有关史籍记述他返京后的情况时，都只字未提三阿哥，表明弘时这时已出事，雍正帝勒令他做允禩之子，当发生在三年(1725年)八九月之前。王懋竑的养疴与休致，同他为避祸端而生急流勇退之念，或许也有一定内在联系。

促使雍正帝与弘时关系急剧恶化的具体原因与过程，已无考，但看来与清除反对派的进程，息息相关。雍正帝清除反对派的斗争始于雍正二年(1724年)。翌年二月后，因“三年服阙”，雍正帝不再有所顾忌，打击力度随之加大。所以，雍正三年(1725年)春夏之交，弘时因储位落空而与皇父的矛盾迅速激化之际，也恰是雍正帝清除反对派的斗争全面展开的关键时期。正是在此期间，弘时的立场完全转向允禩等人，同雍正帝的关系彻底破裂，按照他的禀性，甚至还可能公开表示对允禩等人的同情，以及对雍正帝的非议。这自然需要极大的勇气，而允禩等人也会以各种方式，予以拉拢。弘时在受到被逐出宫、勒令为允禩之子的严惩后，并未退缩，依然故我。因此，四年(1726年)二月，雍正帝将允禩、允禟等人从玉牒除名仅仅一个月后，对弘时也予以同样惩处。

三年(1725年)春夏之间，雍正帝公开表示与弘时父子之情已绝，勒令他去做允禩之子，这不仅是为“教导”其他皇子，更重要的是为了警告仍“以允禩为屈抑”[22]的诸王大臣们，“使知儆戒”。

弘时被除宗籍，交与允祹“养瞻”后，其心情与处境皆可想见。仅仅挨过一年半，24岁的弘时便郁郁而终，也是不难预料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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