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文化是如何发展的(2)

　　从儒术独尊到佛道问鼎，中国文化同样经历了亘古未有之巨大变动。中国文化中儒、道、佛三足鼎立之生态格局形成的过程，也正是中国历史由第二次大裂变走向第二次大一统的过程。儒家独尊的时期正处于两次裂变之中间，之前其仅仅作为诸子之一家而行于世，之后又作为三足之一而力扛中国文化之钟鼎。如此看来，我们是否可以如是以为：儒家作为独尊之思想，正是为了中国文化的一次影响千古的历史性过渡?既然可以称之为过渡，那就有两重历史的使命，其一承前，其二启后。所谓承前，即把中国文化发轫之后的诸多先秦思想渊源以及春秋战国期间诸子百家之思想学说，皆收于囊彀，兼而蓄之，以便大而化之。作为一种主“动”的学说，儒家和主“静”的道家一起来经受这一伟大的过渡，因而，道家和儒家一样，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上担负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三论宗把践行儒家的纲常名教看作是获得解脱的必要条件，华严宗扬言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出家是为了尽孝道，禅宗则干脆拆除了世间和出世间在修行方面的樊篱。[14]所以，“只有禅宗可以流行下去”，就是因为“禅宗不仅适合于中国的理论，而且合乎中国的习惯。当初禅宗本须坐禅，到后来连坐禅也免去了”。[15]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佛教的成熟，也标志着佛教儒学化的最终完成。这一点的历史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到了宋朝，(禅宗)便完全变成中国本位理学”，因此，“犹之说南北朝的文化特点，恐怕隋唐佛学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没有隋唐佛学的特点及演化，恐怕宋代的学术也不会那个样子”。[16]故而，从儒术独尊到佛道问鼎的这次呼吸，使得中国文化的生态格局得以形成，从而出现了中国文化两千年之久的三足鼎立局面，并且三家之言逐渐浑然一体，互为犄角，确保中国文化的稳定与传承。

　　三、方向的选择：从三足鼎立到西学东渐的这次“呼吸”，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面临选择，从而使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充满变数。

　　西学东渐的问题是近、现代中国社会中一直存在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也是一个一直让当代中国社会困惑不堪的复杂现实问题。说其重大，是因为西学从16世纪中叶大规模地传入中国至今虽历经五百余年，可仍未能够与中国文化形成良性的互动，进而生成新的、引导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文化形态;实现中西合璧，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千古契机。说其复杂，是因为在这500年间西学先后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两种截然对立之形式的扩张，即和平的渗透和暴力的入侵。这不仅破坏了中国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功能，而且导致了中国文化对自身和西学的严重误读，即对中国文化的一味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推崇，所以，从三足鼎立到西学东渐的这次“呼吸，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面临选择，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充满变数。

　　“五四”时代的思想运动，是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主动引进西学长达80年后，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均归于失败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一次对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反思，[20]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于现代化生活的格格不入造成了中国失败，因而需引进西方文化之民主与科学精神，彻底批判和改造中国文化。中国人何以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对中国文化的超越性“逐渐失去了信心，特别是对中国文化是不是还具有自我超越的能力，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21]根源在于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即民族危亡。中国人在“救亡”心情下要求以西方“真理”来彻底而迅速地改造中国。康有为在上书里写道：“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

　　(一)“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他所持应付问题的办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罢了”;

　　(二)“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这样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25]也可以说，中国文化是守成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开拓的文化。所谓守成，必然得具有保持稳定的特征与功能;所谓开拓，必须得有不断进取的特征与功能。中西文化不同的特征与功能，表面上看去泾渭分明难以调和，而实质上则是对立统一相得益彰。中国文化之于西方文化，犹如印度佛教之于儒家文化，意在形成内敛性，使其在运动的同时能够意识到自我何以运动及有何意义，以免在行进中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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