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和本质

对于任何一个事物而言，其自身具有的矛盾两面性都是很容易为人们理解的，因此，很多学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民族主义也是理所当然。但是仅仅将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简单地概括为"双刃剑"，并不能对我们深入认识民族主义提供更多的帮助，所以通过分析民族主义的本质来理解民族主义可能更具有指导意义。

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引起的现代化要求是促动政治上层建筑和整个社会提出民族主义的根本动力来源。作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产物，早期西欧民族主义只是用来解决国家合法性的思想和行动。而所谓"国家合法性"是指"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是最为适当的信念，即具有统治的合法性"。或者换另外一种说法："政治系统统治的合法性，涉及系统成员的认知和信仰，即系统成员承认政治系统是正当的，相信系统的结构与体制及在既定的范围内有权使用政治权威。"[1]就早期英、法等国民族主义的实践来看，处理启蒙主义和民主思想提出的政治权利问题，从思想文化和政治意识上整合人民，构筑享有主权的实体——"民族"，弭平因前期反封建斗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来的阶级和社会对立，维护国家利益不受侵害，这些是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而且也是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提出民族主义的主要目的。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了民族主义除了可以完成上述工作以外，其作为一种动员工具拥有难以估量的巨大能量，这种巨大能量使得早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其产生后迅速地脱离了启蒙主义理性的羁绊，工具本身似乎拥有了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在拿破仑战争过程中，用民族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法国民众，在"保卫祖国"、"维护民族利益"的口号下，怀着一种近乎于宗教虔诚的狂热投入到法兰西的对外开拓战争中去，这场战争除了为法兰西民族塑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大民族英雄之外，同时也产生了民族主义的最早的两种变体——沙文主义和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

"沙文主义"是极端的、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因法国士兵沙文狂热拥护拿破仑一世的侵略扩张政策、主张用暴力建立法兰西帝国而得名。沙文主义宣扬本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2]。在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清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势力和宗教特权，初步完成国内民族和民族国家构建以后，进入发展快车道的资产阶级开始了疯狂的海外殖民掠夺，争夺海外市场和原材料产地，而支撑他们殖民扩张的主要理论就是沙文主义。这时的民族主义已经完全抛开了在殖民地母国所宣扬的民主、自由、人权那一套故作正义、蛊惑人心的理论，暴露在温情脉脉面纱之后的殖民主义完全是人类世界最丑恶事物的集中体现。表现为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包含了白人至上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反犹主义、种族主义等许多反动思想，其基本内容有以下几点：认为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和最文明的种族，天然地具有占据整个世界的权利;从血统和遗传因素上强调本民族至高无上，有权利统治和奴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而那些卑下、劣等、肮脏的有色人种就应该服从西方文明的统治;强调对外殖民战争和侵略战争的合理性，认为战争对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国内民众中间传播极端思想，鼓吹民族崇拜，煽动盲目、狂热的为国奉献、为国献身精神。鼓吹这些思想的西欧理论家包括著有《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的约瑟夫·阿瑟·戈比诺，他公然宣称："人类种族的差异是各国历史命运不同的根本原因，种族因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文化进步的最重要的动力;而且，一个种族创造的文化不能渗入到其他种族的人们中去，因此野蛮种族的文化自古至今保持不变"[3]133。还有英国近代史教授克兰布，他把英格兰民族与上帝等同起来，认为民族之间正常的和自然的关系就是冲突，鼓吹条顿主义，断言英、德两个民族是条顿人伟大之神宠爱的子女，同样的英雄之血在两个民族的血管中奔流[3]102。到19世纪中期，人类学第一个古典学派——进化学派的诞生造就了大批人类学者，同时也催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代表人物有诸如赫伯特·斯宾塞、路德维希·沃尔特曼、豪斯顿·张伯伦等大批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包含有大量鼓吹"白人至上"的种族优劣理论、"社会选择"理论，以及支持对外战争、进行殖民掠夺的思想。这些沙文主义的思想有力地支撑了西方整个殖民主义运动的扩张，并且彻底打破了整个世界的封闭、割裂状态，将西方和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连结成为一个整体——处在中心、支配地位的西方世界和处在边缘、依附地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而这一切的动力就来自于资产阶级拼命追求剩余价值、对外扩张的原始冲动，只不过形式上采取了民族主义形式以掩盖其阶级实质，所以《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正像它(资产阶级)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

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是在法国的启蒙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拿破仑战争的双重压力作用下的产物。英法等国本来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实现启蒙和民主的制度化安排和战略构想，如果抛开了启蒙思想和民主思想，其自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而德意志由于自身强大的封建保守势力的阻碍，资产阶级启蒙主义和民主思想很长时间只是流于极少数自由主义学者和知识分子的空谈，就其实践而言，"1848年，一群思想混乱、性格怯懦的自由主义者的乱糟糟的革命尝试，证明……是行不通的。于是便轮到俾斯麦用铁和血来解决问题了"[5]54。对于德意志条顿骑士团后裔的容克贵族(德语Junker的音译，原指无骑士称号的贵族子弟，后泛指普鲁士贵族和大地主)来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中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是对封建军事专制统治的极大威胁，是不能容忍的，但是抛开这些内容单单作为动员和统治工具的民族主义，却是和普鲁士构建一个斯巴达式的军事政权具有某种难以明言的契合性。本来民族主义构建民族是包含在资产阶级施行民主的一揽子社会改造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最终形成服务于民主政体的拥有"统一文化"的"民族"，以便于使全民"同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于是形式上就出现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国家"的状况，实际上却是"一个国家"通过塑造"统一文化"而造就了"一个民族"。但是民族主义对外传播过程中，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了国家和文化的对应关系，而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和背景有意无意地忽略，特别是这样的所谓"民族国家"还拥有受到国际社会公认的主权，这对于宣称拥有独特文化但是还没有建立自己国家的人们来说简直具有天大的诱惑，于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神话传说就此发端，即使像厄内斯特·盖尔纳这样具有卓越洞察力的思想家也认为"民族主义的定义，是为使文化和政体一致，努力让文化拥有自己的政治屋顶"[6]。这个认识应不应该看作是对民族主义的一种误读呢?尽管在德意志还没有产生强大的革命民主主义力量，但是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来开创的德意志人文主义的传统，使得德意志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同一性越来越强，并诞生了以莫扎特、康德、歌德等为代表的许多大师级人物，"文化上的成熟增强了德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使他们在政治统一之前，就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5]34。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拿破仑带来的强大军事压力，这个"文化共同体"就为德意志救亡运动提供了绝好的工具，因此，普鲁士容克贵族优先考虑的不是民族主义启蒙的作用，而是借用民族主义形式上具有的"文化—政治一体性"，动员广大民众反抗拿破仑的侵略，并且有意地宣扬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纯粹性，进而鼓吹德意志民族的高贵和血统的纯正，这些就构成了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并以此来抵抗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想的侵袭。在这种民族主义的指导下，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的最终统一，成立了由容克贵族主导的带有大量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国家，而后又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工商业，整个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军事强国。由于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在容克贵族的倡导下形成的，并且在不断的对外战争中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将这些观念灌输给广大民众，因此就具有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这种民族主义的残缺性和不彻底性，导致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最终彻底地倒向了法西斯主义。但是任何事物在其产生之初就已经显现出的本质要求，即便在后来的发展中会出现一些曲折和变化，但是最终还是会回到它原来的追求目标上去。所以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反启蒙、反人类的法西斯主义经过了历史的强力纠偏，最终还是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尽管晚了一些，但是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重归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本来道路上了。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法西斯遇到同样灭亡命运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历程与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在发展轨迹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个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这两类民族主义虽然产生的背景不同，但是实际上都是对于最初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和变化。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步入垄断阶段以后，二者在争夺世界市场和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实现了实际上的合流，而合流后的民族主义则具体体现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20世纪先后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正是以此类民族主义促动的帝国主义引发的。二战以后的美国继承了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的衣钵，并且将其发扬光大，企图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独霸世界，将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推向全世界，从而又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冷战。

受西欧殖民主义国家的影响，大量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西方民族沙文主义、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中开始觉醒，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后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解放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是各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当然在一些具体情况下也包括一些地区或者部落的首领、王公等传统社会的领袖，他们从自己的西方老师那里学来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自决等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并且以此为口号，发动民族和民主革命，追求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这场运动后来就被统称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许多学者也将这场运动归为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始，即政治独立、民族解放阶段。我们仔细考察这样类型的民族主义运动，会发现其实它和早期西欧启蒙主义影响下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有很大类似之处。首先，二者都是基于反抗剥削和压迫，差别在于一个是反抗专制主义和封建压迫，一个是反抗殖民剥削和民族压迫;第二，二者都用资产阶级启蒙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差别在于一个是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一个是从外部吸收和借鉴得来的;第三，二者都要建立民族国家和民族，差别在于一个是发展资本主义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的内在要求，一个是整合国民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第四，二者的民族形成都是依靠政治构建，差别在于一个的民族构建是依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的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整个社会连结为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则是基于共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历史。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玻利瓦尔的泛美洲民族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基马尔的土耳其主义、苏加诺的印尼民族主义、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恩克鲁玛的泛非洲民族主义，等等。

由于非西方世界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所以出现的民族主义形态各异，思想主张和政治目标也差异巨大，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对他们进行一个粗略的划分。由于近代以来的世界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体系，所以这里我们根据他们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关系的不同，可以将他们划分为完全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前者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殖民地主要源于此前当地人民社会发展程度相对滞后，尚处在部落社会甚至部落以前社会阶段，没有能够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整合全体民众的力量，以抵抗外来势力的殖民入侵。完全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其外来色彩和殖民地痕迹非常明显，他们政治动员的口号和理论依据基本上是源于西方启蒙主义，其领导集团的大部分人都有在殖民地宗主国或西方国家生活和求学的经历，主张建立的国家从版图上看，基本上就是原来殖民地宗主国在当地的行政区域和势力划分，主张建立的政权往往和殖民地宗主国的政权在政治体制、组织原则方面类似，主张建立的民族就是原来殖民地统治下的全体人民，不考虑其种族、文化、信仰、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而且由于缺乏供民族整合的文化素材，往往将人民受殖民压迫的历史记忆与宗主国的语言、宗教杂糅在一起构成其民族文化的联系要素，这种"记忆力弱的文化"[7]和周边具有类似处境的殖民地人民的文化很难截然分开，所以在这样一类地区产生的民族主义，很容易就由于共同的斗争任务和历史命运，演变为或者根本就包含泛区域民族主义思想，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地区比较多地出现此类民族主义，典型代表就是恩克鲁玛的泛非洲民族主义和玻利瓦尔的泛美洲民族主义。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往往产生于具有悠久历史和较高政治整合程度的传统中央集权国家，这一类国家往往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积淀深厚，由于某些原因社会文化发展出现停滞不前，致使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由于其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动员和控制能力，从而避免了沦为西方完全殖民地的命运。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的产生大多是本国人民救亡图存运动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压迫背景下互相作用的产物，其理论中有许多西方早期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思想，但也有对本国历史和传统的尊崇与弘扬。但是这种游走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二元性，使得此类民族主义内容既庞杂又充满矛盾。比如，在民族国家和政治民族构建问题上应该怎样处理原来传统帝国境内大量的文化迥异的族裔群体，是应该按照族裔建立民族国家和政治民族还是完全不考虑族裔背景，如果按照族裔背景建立的话，如何面对原有版图的失去和历史的中断(其伤害甚至大于帝国主义的瓜分和侵略)，如果不考虑族裔背景而统合全体人民，那又如何化解因国内族裔压迫造成的历史积怨和族裔复仇情绪。又比如，假设该民族主义的倡导者达成一致，统一采取公民整合的方式解决前一个问题，那么公民整合必须有一个文化基础，如果说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文化整合无从选择是因为殖民地文化的单一性的话，那么这里也出现了无从选择的情况，因为符合选择标准的文化太多了。除此之外，民族主义的现代性要求必须对传统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加以扬弃，但是传统文化本身又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化藩篱和动员工具，如何在革命中摆放传统文化的位置，等等。要想在此类国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并构建现代民族，必须同时完成针对外部压迫的民族革命和针对国内矛盾的民主革命，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但是由于此类民族主义的这种二元性，使得在其指导下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具有难以克服的致命缺陷，即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软弱性。其代表就是孙中山的早期三民主义。

如果说，早期西欧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物，并且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西欧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话，那么20世纪中后期世界大部分新兴国家则是民族主义完完全全的产物，他们的现代化基本上都依托于民族主义的促动，正是民族主义使这些国家摆脱了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正是民族主义帮助这些国家走向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正是民族主义塑造了这些国家自信、自强、自立、自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从而使这些国家能够以一种平等、独立和自尊的身份屹立于世界。同时也正是由于民族主义的发展，才使得根据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条约和协定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关系准则有力地规范了整个世界的秩序，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尽管目前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推动整个人类进步的动力之一，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今日之世界。那么对于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如此重要地位和作用的一种思想理论应该如何准确地评价呢?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看待任何事物都应该将其放置于产生它的具体的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中去，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去分析，不要被它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应该透过现象直视其本质。就民族主义而言，学术界有大量的分析和评价，如将其分为进步的和反动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侵略性的和防御性的民族主义，主张统一的和主张分裂的民族主义，强调公民的和强调族裔的民族主义，甚至还有人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等等。这些分析就其各自阐述的角度而言，都有一定的道理，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民族主义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结合前面对于民族主义发展过程的简要叙述，我们可以理出一条关于民族主义演进的一般脉络。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源自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对于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追求，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西欧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启蒙主义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架构和权利安排作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推演，并且提出了一整套制度构想以及实现这一制度构想的方案。首先，启蒙主义针对封建等级制度和特权阶级提出了人的自然权利——独立、自由、平等以及对生命、健康、财产等的占有。为了使每一个人都能公平地享有自然权利，人们必须对个体的行为进行制约，这就是理性。为了保证理性得以真正贯彻实施，必须要有一个独立于个体但又必须得到个体承认的权威对人们的行为加以规范和制约，于是启蒙思想家提出了"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把政治看做"同意"的产物，把政府说成是自由的、理性的、道德的个体自愿契约的"人为"结果"[8]。社会契约的达成，理论上需要全体人民的参与，至少需要一个社会尽可能多的个体参与，参与者越多，政治合法性越强，这就自然而然地得出了民主的要求。当然现代社会不可能全民直接参与表决处理所有具体事务，代议制民主制度得以产生。从理想化的角度来看，启蒙思想和社会契约都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但是就当时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对于生产发展、市场开拓的要求，以及资产阶级对于绝对主义主权国家历史遗产的继承，都限制了他们具体实行的范围，而且民主的参与必须要有一些客观条件，比如说同样的语言，"巴别塔"现象是对于民主的自然限制。当然同样的语言能力可以培育出来，但是我们不能等到全人类都讲同一种语言才实行民主，这也不符合资本主义的要求。因而就需要确定达成"同意"并履行民主的具体人群，这个人群就是"民族"(Nation)，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集体行使政治权利的国家就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当然并不存在先天就具备符合启蒙要求并具有启蒙思想的"民族"，虽然很多国家宣称如此。这个人群的合格成员都是资产阶级启蒙主义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具体如规范的学校教育、政治宣传、文学作品、新闻舆论等手段，塑造出来的。随着民族成员的确定，政治权威就巩固起来了，破除了政治羁绊的资本主义获得了飞速发展的社会环境。通过表面上民族这个所有成员共同的身份认同，成功地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来的阶级差异和对立，掩盖了人与人之间围绕资本形成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关系，而且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身份的绝对性，民族成员之间地位的可流动性激发了人们高度的利益一致性和群体归属感，这些对于对外维护和发展本国资产阶级利益，对内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西欧资产阶级启蒙主义为实现这一切——包括民族国家和民族——而提出的全部思想、理论、运动步骤就是西欧早期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民族主义就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这是它的本质属性，这也是我们认识和评价民族主义的起点。

正如世界上任何提出对社会进行变革和改造的"主义"的实现都是一个过程一样，比方说"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一个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的一个过程，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为了确立和巩固其生产方式，由资产阶级提出的一个改造社会，以使其适应自身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循序渐进，从低级到高级，从一国到多国，从区域到全球，而其中贯穿始终、统领全局的核心就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原始冲动，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对现代化的追求。民族主义确立的第一阶段是为了扫除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内羁绊，帮助资本主义建立起有利于发展的政治环境和制度保障，就反对封建压迫和外部侵略、掠夺，推动社会进步与生产力发展这些表现而言，民族主义是非常革命的力量。这一阶段因各个地区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差异性，民族主义表现出有先后的不同。民族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在理顺了内部关系之后，一方面为了在全球追求市场、原材料产地，获取高额剩余价值，利用民族国家的强大统治机器和民族认同煽动起来的狂热情绪，对外侵略扩张。与此相对的另一方面则是相对弱小的国家借助民族国家这个保护的外壳，同时凭借面对外来压力下形成的民族自尊、自强、自立的强大情感团结人民，抵御外来侵略，保护国内市场，寻求发展壮大本国资本主义。这二者的攻守关系并不绝对，随时都有可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攻守易位，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了这一点，而不变的是资本主义对民族主义始终如一的推动。民族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是在全球普遍进入民族国家时代或者民族国家权利法则在全球得到普遍确认的时代，此时早期民族主义之间类似于丛林法则的野蛮竞争已经被各种国际法规有力地规范，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到一个遵循游戏规则、有序竞争的阶段。尽管这个游戏规则本身仍然是有问题的，但毕竟各国都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在此背景下，资本主义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不得不将民族主义的刚性原则加以软化，资产阶级在资本收益最大化的驱动下达成利益共谋关系，通过让渡主权扩大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民族主义开始向区域化迈进，以区域性民族主义的外观应对资本主义竞争的新局面。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甚至可以畅想民族主义由区域一体发展到全球一体，人们在思想、文化、语言、伦理、法律、生产生活方式上达成统一，民族主义功成身退，但是即便如此，如果整个人类社会在阶级和阶级关系上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的话，那么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利益差别仍然会将人们带入对立和冲突的世界，而那个时候的矛盾已经不限于一国一地，已经是全人类性质的，后果将更加严重。也许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对民族主义从其产生到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循着这条线索，解开由各种各样民族主义主张、诉求纠结在一起形成的谜团。从此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西欧国家提出民族主义是为了资本主义，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对外殖民、发动战争是为了资本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们打出民族主义旗帜是为了摆脱压迫，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让渡主权，发展出区域民族主义，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自强，倡导泛大洲民族主义，也是为了发展壮大资本主义;在危机条件下，一些国家高筑贸易壁垒，提出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民族主义，更是为了保护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这种种现象都说明了一点，就是我们在前面谈到的，民族主义就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评价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评价资本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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