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术经济和新型农业体系的构建
生物技术是新农业发展中的一项先进技术，成为农业发展的一个助推剂，本文主要研究生物技术经济和新型农业体系的建设。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由云南省教育厅主管，云南农业大学主办，为双月刊，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版。主要刊登生物技术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研究、作物遗传育种研究、植物保护、土壤科学、园艺与食品科学、动物科学、农业生态与环境科学、农业工程等领域以第一手资料撰写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研究简报等。
生物技术应用生命科学研究成果，以人们意志设计，对生物或生物的成分进行改造和利用的技术｡现代生物技术综合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胚胎学､免疫学､化学､物理学､信息学､计算机等多学科技术，可用于研究生命活动的规律和提供产品为社会服务等｡
近些年来，以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发展迅猛，并日益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谓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是指“用活的生物体(或生物体的物质)来改进产品、改良植物和动物，或为特殊用途而培养微生物的技术”。
生物技术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学科。着重于分析生物技术的社会——经济意义。通过分析生物技术的物质层面与社会层面，认为只有具有社会层面意义的生物技术才是生物经济的因素，而在现今中国发展生物经济必须以人为本。对“新型农业体系”理论框架做了探讨。
1 生物技术与生物经济
对生物技术的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为“对基因、细胞、器官、胚胎、微生物、动植物等生命体进行研究开发运用的技术活动”。就本文的生物技术研究(非农学意义，而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来说，对生物技术的一切研究都必定是建立在对生物技术如何具体运用于中国本土社会发展的研究之上的，是和中国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生物经济是生物技术顺延而来的一个概念，2000年美国科学家Stan Davis和Christopher Mayer基于生物技术的迅疾发展及其影响，正式提出了“生物经济”(Bio-economy)的概念，“它是以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开发与运用为基础的，建立在生物科学技术产品和产业之上的经济，它孕育于1953年发现的DNA双螺旋结构”。如果生物技术只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尚未能独立地成为一种社会——经济事业的话，也就没有生物经济这个概念了。
所以，生物经济这个概念是指生物技术与实验室外的社会接壤后发生的经济——社会事实。如果没有产业化的运作，没有它运作的动力与目的，生物技术本身并不能直接衍生出生物经济。生物经济必然是通过市场运作，到达最大范围的受众，才能成为一种现在被舆论预测“将替代信息经济成为新经济龙头老大”的经济形态的。就象资本的本质实现是获得利润，技术的本质实现就是获得传播运用一样。我们就该关注什么样的生物技术能够被传播运用，又是怎样成为经济因子的，亦即生物技术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和社会事业的运作的动力和目的。
2 生物技术的物质层面与社会层面(亦即事实层面与价值层面)
物质层面亦即事实层面。如前面提到的，生物技术研究的是基因等生物体，这是物质基础和前提。但是它还不足以使生物技术“走出来”，进入市场运作成为生物经济因子。生物技术其实是生物经济的潜在形式，是它的质料。就象转基因大米种出来就是为了进入市场卖掉，但并不是所有的都卖掉了，有的也许是农民自己吃了，这时候它就不是生物经济成分;决定转基因大米进入市场的是米业制度、米市行情和机遇，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是用转基因大米种子种出来的大米。借用逻辑学老祖宗亚里斯多德的一对哲学范畴来说，质料只是潜能，从潜能转化为现实存在，还需要目的因和动力因，质料和形式这一对范畴是被亚里斯多德用来解释事物发生的原因的，形式本身可以划分为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再加上质料因，便是亚氏著名的四因说，一切事物的发生离不开这四因。
在他看来，作为潜能的质料从理论上讲是在先的;但实际上，现实性是在先的，因为如果潜能在先的话，那么很可能一切的东西都可能存在，却还没有存在。就生物技术来说，它出不了实验室，进入不了生产体系，没有生产运作的目的和动力，就不会是生物经济的因素。所以，生物技术的第一个层面的含义就是划定了生物技术的质料，从定义的角度来说，就是规定了事物的属性。形式逻辑的定义法也是亚里斯多德开创的：被定义项(种)=属+种差。属和种是事物的外延，种差是事物的内涵，属的外延大于种的外延，一属有多种，种与种的区别便是种差。如果我们把生物技术与生物经济联系起来看，那么生物技术的这一层面的属性便不足以揭示出生物技术的种差，比如已能作为生物经济因子和不能、尚未作为生物经济因子的区别。我以为，生物技术的物质属性只能是生物技术的属概念，而不是种概念，更本质性的东西还没有被揭露。这就涉及到生物技术概念的第二个层面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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