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哲学思想内涵

　　《氾胜之书》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这部农书成书于西汉末年，作者是著名农学家氾胜之。遗存至今的《氾胜之书》虽是残本，但涵盖了当时氾胜之所能总结和认识到的几乎所有耕田和农作物栽培的原则和方法，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对当时和后世的农业生产实践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唐人贾公彦曾说：“汉时农书数家，氾胜为上。”此言不虚。我国古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农书》《农政全书》四大农书。《氾胜之书》居于首位，可见其价值之大、地位之高。我国农学的发展一直缺乏对农学和哲学之间关系的客观认识。农家学派的学问长期被归为器之列，而与道无缘，有人就说农家之言：“无关于大道，⋯⋯专详于农事，远于道而近于器，故不足与诸家相颉颃。”[1]但石声汉先生却认为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一个指导农业生产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个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农业生产实践密切相关，是具体实在地认识了生产过程中所用技术知识的理由才归结为原理原则的。[2]郭文韬、赵敏也先后对中国传统农业的哲学思想基本框架和核心思想进行了分析，为中国传统农学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3][4]。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农学家氾胜之哲学思想的研究，学界却鲜有人提及。即使有的文章有所涉及，但也没有形成专门系统的阐述。仅能看到盛伯飙的《<氾胜之书>哲学思想浅析》一文对氾胜之相关的哲学思想进行分析[5]，缺乏进一步对其内涵和价值的全面深入探讨。

　　一、氾胜之的阴阳观

　　秦汉时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哲学发展发生了转变。“天人”“礼法”“名实”等问题之争已被“宇宙生成”“宇宙构造”“形神关系”等问题所取代。天地生成演化、万物繁衍生息、人性善恶、命运祸福、形神之变等天道人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秦汉时期哲学的变化触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阴阳五行化的儒家思想成为社会主导思想。《周易》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董仲舒更是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数》指出:“阳，天气也;阴，地气也。”氾胜之的农学思想也受到了影响。因此在《氾胜之书》中出现了“天气”“春气”与“阴气”“阴地”“地气”“土气”等暗含阴阳之别的矛盾对立事物。氾胜之不仅意识到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阴阳之别，还指出阴阳之变主导了农业生产。《氾胜之书》就曾提到“春冻解，地气始通，……夏至，天气始暑，阴气始盛，夏至后九十日，……天地气和，以此时耕田，一而当五，名曰膏泽，……及盛冬耕，泄阴气，土枯燥，名曰脯田”[6]21-27。“通”“盛”“和”“泄”“绝”等动词明确反映了农业生产阴阳的相生相克、循环往复的运动过程。氾胜之阴阳观的哲学思想承袭了先秦时期农学中的阴阳观。如《诗经·大雅·公刘》提到发展农业时要“相其阴阳”。《吕氏春秋》也提到农作物“下得阴，上得阳”才能发育良好。《礼记·月令》中则把一年之变和阴阳的消长联系起来，特别是把“阴阳争”这一因素提到主导万物盛衰的地位上来。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氾胜之认识到的阴阳是一种自然现象。尽管有学者提到《氾胜之书》的小豆、稻麻、禾、黍、秫、小麦、大麦、大豆等九谷都有种植忌日是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思想，[7]但这并不能否定氾胜之农学思想中阴阳观的唯物本源，因为这些种植忌日之说“表现形式是迷信的，但其内容很大程度上并非迷信，而是与节气结合在一起的劳动人民长期生产经验和教训的总结”[8]。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氾胜之书》阴阳观在哲学方面体现的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农学方面的继续发展。

　　二、氾胜之的气化观

　　氾胜之农业哲学思想中的阴阳观有很大一部分是与“气”结合在一起。这实际上反映了氾胜之的“气化观”和“阴阳观”的密切关系。《氾胜之书》中多次出现了“气”字，除了上文提到的阴阳之气外，还有“和气”“上气”“奶气”“粪气”和“寒气”等，从而全面论述了气与天、地的关系。氾胜之所论之气首提“天”气，他首先指出“天气始暑，阴气始盛，土复解”[6]21。就是说天气的变化主导了阴气(或地气)的变化，是诸气中主导因素，也是安排农业生产最关键的因素。“昼夜分，天地气和”[6]21则是土地成为“膏泽”之田的关键。这说明氾胜之认识到了代表天气的四时之变和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这也是中国传统宇宙观在氾胜之农学思想上的体现。氾胜之被认为是最早系统地阐述了“气”与“地”关系的农学家。[9]“地气”是古代一种表示土壤状态的笼统概念，包括土地的温度和湿度，还很可能兼及土地中水分和气体的流通状况。[6]21氾胜之特别强调“地气”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春冻解，地气始通，天一和解”[6]21;“春地气通，可耕坚硬强地”[6]23。氾胜之认为天地之气相通，达到一种和谐状态时，农业生产才能开始，产量也能大增，达到“一而当四”，否则“四不当一”;而“绝土气”和“泄阴气”的生产行为则会产生“腊田”和“脯田”的坏田。氾胜之不仅认为土地内部之气能影响农业的生产，还提到外部之气对农业生产也有重要影响。他说：“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6]63;以此来阐明粪气可改善土质，实现土地增产的目的。氾胜之在其著作中还指出粪气具有肥田、杀虫等多重作用。但氾胜之也意识到在使用粪肥时，必须要注意天气、地气等其它因素的变化。氾胜之能注意到农业生产是内外“气”共同作用的结果，并能客观分析外“气”在农业生产中的客观促进作用。他认为水寒之气也不能侵入土地，要通过“曝”晒的方式去除。从这里看出，氾胜之不仅认识到各种自然之气的存在，还特别提到了这些内外之气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些都是氾胜之气化论的特色所在，也是其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反映。

　　三、氾胜之的圜道观

　　圜道观是中国古代农业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从系统整体的角度来认识和观察农业生产。《吕氏春秋·圜道》说：“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氾胜之也意识到自然界中万物的循环往复。他说：“凡田有六道，麦为首种”[6]109。游修龄对此话解读为：一年四季有种有收，循环往复，反映了农作物生长的自然规律。[10]至于“麦为首种”的解释一般采用的是蔡琶《月令章句》的“首种，谓宿麦也。入，收也。麦以秋种，以春收，故谓之首种。”郭文韬先生则解读这句话为：麦是六种循环种植的农作物中播种和收获最早的，它是中国传统农业哲学“圜道观”的反映，[3]圜道观认为万物皆有始终，周而复始进行环周运动。圜道观还体现在《氾胜之书》中记载的冬麦和禾轮作复种上，他说：“区麦种，区大小如上农夫区”[6]112。他还提出瓜、薤、豆的间作，并说明了具体方式。氾胜之的圜道观还体现在用整体观察的方法来考察农业生产。氾胜之不仅把整地分为春耕、夏耕、秋耕，还对必须要具备的天时和地利条件进行了经验性的总结，提出了土耕后必须耙细的耕作理性认识。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整体式”哲学思维的体现，立足于整体，看重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而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氾胜之认为事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如针对病虫害的发生，氾胜之指出这不是上天惩罚不德者，氾胜之从温湿度、节气等角度分析认为湿热天气很容易导致病虫害的发生，曰：“种伤温郁热则生虫也。”[6]40在强调整体系统认识问题的同时，氾胜之也体现出要善于抓事物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哲学思维。《氾胜之书》是对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保墒是旱地农业发展的关键和核心问题。因此《氾胜之书》中就有根据不同的季节和地形提出如何保持雨水、雪水、露水等多种保墒技术。不同于现代科学的逻辑推理和归纳分析，氾胜之更多是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对自然界进行观察，并利用辨类的方法对古代农业普遍性现象进行了规律性的总结。氾胜之用“春冻解”“杏始华荣”“杏花落”等来描述春耕的适耕期;用“三月榆荚”等来指明谷子和大豆的播种期;用“荚黑而茎苍则收，无疑，其实将落，反失之”来言明收获大豆的时机;氾胜之用“穗大强者”来作为选择麦种的标准，这种选择麦种的方法实质上就是现在的混合择种法，符合现代遗传学原理。氾胜之这种从整体循环的角度，采用传统哲学的概念和范畴来阐述中国传统农学的理论，体现了中国朴素的系统整体观。[11]遗憾的是，氾胜之虽然意识到观察、总结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把这种认识从感性的经验阶段上升为理性的理论层面。氾胜之在这方面的缺憾实际上是中国古代重道轻术的思想所致。荀子就曾说：“君子之于万物者，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也就是说术的存在是为了致用，无须探讨其之所以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包括氾胜之在内的农学家把农学上升成为一门有系统理论的科学的可能性。因此氾胜之的这种圜道观缺少实证分析的方法，缺乏现代实验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手段，只能长期停留在经验形态和表层水平，从而不能发展成近代的实验农业科学。

　　四、氾胜之的三才观

　　中国传统农学核心就是研究天、地、人与动植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动植物与其生长环境、动植物相互之间的关系。[12]这实际上就是三才思想，是中国古代农业的核心指导思想，中国古代的农书无不以其为指导思想。[13]氾胜之之前的《吕氏春秋》《管子》和《淮南子》等书中对农业生产中的三才思想均有所论及，强调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但都没有明确指出这是务农之本，而氾胜之则明确指出这是耕作之本。《氾胜之书》开篇即有“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6]21的论述。这反映了氾胜之意识到了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结合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是氾胜之三才思想最明显的体现。与前代农学中的三才思想不同，氾胜之特别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氾胜之认为无论是保持土壤肥力的“务粪”，保持土壤水分的“务泽”，还是早锄、早获，人都是三才思想中最重要的因素。人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主导因素，他说：“农士惰勤，其功力相十倍”[6]169。可以看出氾胜之的三才思想相对以前有了较大的发展，更为深刻、具体，也更贴近农业生产的实际。[14]更难能可贵的是氾胜之不仅认识到三才思想中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还认识到必须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能逆天地而行。老子《道德经》曾曰：“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也反映了人要以自然为界，不能违背和逾越自然。《吕氏春秋》中也说：“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15]。氾胜之在继承先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它们运用到农业生产中。《氾胜之书》中“强土弱之，弱土强之”的耕作原则，以及“种禾无期，因地为时”播种原则的记载，无疑都是要求人们在耕作和播种时不能墨守成规，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因时进行耕作。氾胜之认为：“得时之和，适地之宜，田虽薄恶，收可亩十石”。因此可以看出氾胜之三才思想的核心就是要人充分利用天时地利条件增加农业生产效率和效果。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辩证主义思想。[16]

　　五、氾胜之的农本观

　　氾胜之充分认识到农业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说：“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理以守也。”一个国家即使有坚城固池，雄兵百万，但如果没有粮食为支撑，也不能维持下去。氾胜之又说：“夫谷命，实天下之命。”[6]169氾胜之看到了农业是国家社会生存发展的根本，物质生产是其它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氾胜之这种重农思想与此前的农家思想相比是一种转变，他在一定程度上舍弃了先秦农家所谓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有违上下之序的政治主张，更强调农学作为生产技术的存在。这种转变和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哲学思想相适应的，这实际上和马克思主义唯物的观点相接近，马克思主义就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最基本的活动，也是人类其它一切活动的基础和前提。[17]结语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氾胜之书》蕴含了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氾胜之的这种哲学思想不仅是对前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深深影响到后世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此后不久，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在其《论衡·率性》中，也提出了和氾胜之类似的“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的农业生产思想。氾胜之虽然不是哲学家，但《氾胜之书》体现的哲学思维却代表了那个时代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水平。氾胜之哲学思想中不仅充分重视农业的重要性，也意识到农业生产主体人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古代农学家普遍持有的一种思想，他们认为“农”不单是农业,而且还包括农村和农民,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三农”。[18]这种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给我们启示，解决今天的三农问题，要以农民为中心，想农民之所想，予农民之所需,行农民之所盼。[19]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从而推动我国农业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作者：孙振民 刘玉芝 单位：菏泽学院 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 城市建设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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