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城市社会学新前沿

引言

一直以来，城市就是探讨社会和社会学所面对的重大问题的关键领域。通过一篇文章来总结20世纪所形成的海量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是不可能的。但透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显著的变化。在本世纪①的前半叶，对于城市的研究处于社会学的中心地位。之后，城市社会学所拥有的优势地位——作为社会学的一个研究视角，并为其提供重要的分析方法——逐渐丧失。但在世纪末的今天，我想指出的是，城市再一次成为理解那些重构社会秩序的新趋势的关键领域。那么，城市社会学能否把握这个关键节点，再次作出具有开拓性的学术贡献，从而为我们理解正在发生的更大的社会变革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分析工具?

在这个世纪末，或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城市社会学领域的早期芝加哥学派所关注的一些古老议题却对于理解当今社会的某些关键性问题重新显现出前景和战略价值。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当以全球化和信息通信为代表的主导力量似乎表明地点和地方具体情况不再重要的时候，重新认识地点的重要性以及着手民族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当然，旧的分析方法是远远不够的。

应邀在此时刻写这样一篇关于城市社会学的文章，使得作者能够有机会循着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发展轨迹来前瞻性地思考城市社会学所面临的主要挑战，而不是总结过去的成就。本文希望借此审视当今城市中那些对于理论和经验分析带来挑战的主要发展条件。由于关注特定的问题，本文难免挂一漏万。文章致力于探求那些需要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新前沿。

学科发展的主要挑战来自于宏观社会发展趋势和它们特殊的空间模式的交织。城市和大都市区是这些宏观社会趋势物质化的战略性场所，因此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些趋势包括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兴起、跨国和跨地区动态的增强以及社会文化多样性的逐渐加强。对于城市及其理论和研究来说，每一种趋势都有着特定的发展条件、内容和结果。城市是这些趋势以独特而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场所，而这种相互作用几乎是不可能在其他环境中发生的。这三种趋势是当前社会实际变化中最新的内容，对此，社会学理论，特别是城市社会学需要较之从前予以更加广泛地关注。截至目前，发展最为完善并且研究得最多的领域是社会文化多样性，因为它适合盛行于城市社会学领域的微观社会研究。在这个领域，我关注那些与其他两种趋势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多样性的问题。而对于其他两方面的趋势，尽管已有大量的研究，但城市社会学却鲜有涉及。

当然，这些趋势并不涵盖社会状况的全貌。相反的，大多数的社会现实可能仍是循着旧有的、我们熟悉的趋势发展。这也是为何城市社会学的很多传统和经典的研究方向依旧是学科的核心。此外，城市社会学并没有很好地致力于上述三方面趋势的特征及结果的重要原因是：在城市层面研究这些问题所需的最新数据难以获得。然而，尽管这三种趋势只是诸多城市发展面貌的一部分，且并不局限于城市，但它们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它们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描绘出城市发展的状况，也自然成为城市研究的一个关键领域。为思考千禧年到来之际城市社会学所面临的挑战，仔细审视这些关键性的趋势是必然之举。

概念性的要素

在这个世纪末，全球化和新的信息技术是重构社会、经济、政治和个体的主导力量。它们对城市的影响显著表现在：全球化和信息通信造就了超越城市边界的，分散且跨国家和跨区域的网络;新的文化多样性大多根植于新的主观性及叙述。但这并不是城市社会学通常关注的对象。如果一个人希望继续运用传统的城市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工具，那他就必须考虑这些趋势的某些方面。尽管社会学领域不乏大量卓越的研究(如Abu-Lughod，1999;Allen et al.，1999;Castells，1989;Rodriguez & Feagin，1986;Gottdiener，1985;Lash & Urry, 1994;King，1990;Zukin，1991;Fainstein & Judd，1999;这里只引用了很少一部分)，但总体而言，其理论化是滞后的。经济地理(如Knox & Taylor, 1995;Short & Kim，1999)和文化研究(如Palumbo-Liu，1999;Watson & Bridges，1999)在这方面倒是颇有进展。

"根植性的国家主义"(embedded statism)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Taylor, 1996;Brenner, 1998)，它对于上述问题的理论化是一个障碍。在有关的直白或隐含的假设当中，例如民族国家是社会进程的容器，以及国家是研究主要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合适尺度等说法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一特点。的确，这些假设能够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对象，但是，它们却对厘清社会学研究者们所关注的伴随全球化和大量跨国过程而生的其他情况毫无帮助，也无法借此发展出必要的研究技术。此外，尽管它们描述了世界许多地区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发展状况，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也已经出现了部分地分解(unbundling)。这种分解也导致需要为上述的假设引入额外的条件。这里特别有趣的是国家领土和国家之间暗含的一致性，以及由此引发的某种暗示，即国家与非国家是两个相互排斥的状态。如今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正在出现部分地分解②。例如，我曾探讨过(Sassen，1996：chs 1 and 2)当前全球化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发生在一个主权国家领土内的过程事实上并不必然是国家内部的过程。相反，国家的(企业、资本、文化)可能会逐渐落位在国家领土之外，如在国外或在数字空间中。这种发生在国家领土内的全球化或非国家化过程的地方化，以及发生在国家领土之外的国家化过程的地方化，削弱了以国家和非国家二分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概念框架。

这种国家领土与国家之间的部分地分解对于我们进行城市的分析和理论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对那些经历着全球化和信息通讯交锋的大城市来说。城市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不管是在早期的著作(Lefebvre，1974)还是在新近的研究中(Brenner, 1998)。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市空间及传统等级体系的分解的确值得高度关注。大城市可以被看作是多样化过程密集交织的节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许多这样的过程在全球尺度下展开。而在这个跨城市的发展中，城市成为一个领域的和等级的要素③。然而这并不是说把城市看成是一个有界限的单元，而是说应该把城市看作是一个跨界过程的网络上的节点。进一步来说，这类城市不能被简单地置于国家、区域和全球的层级体系当中，它们属于全球空间的一部分，直接参与全球化的过程，逾越了国家层面。有些城市很久之前就具备这种能力，但今天这种状况变得相当复杂，可以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将关注点放在城市尺度的理论和研究上，或许可以超越"根植性的国家主义"的概念，并且捕捉到主要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空间尺度变化，从而结出累累硕果。

除了克服"根植性的国家主义"理论障碍之外，挑战还来自于如何在全球化、信息化，以及跨国、跨地方的发展趋势不断强化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地方的价值。这一领域里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学术传统是欧内斯特·布格斯(Ernest Burgess)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所开创的旧社会生态分析学派，以及帕克和沃思所开展的工作(Park et al.，1967;Duncan，1959;Abbot，1999;Smith，1995)。或许大家会质疑他们的方法在重新认识地方的价值方面是否特别有用。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认为城市地理是由政治经济和移民决定的。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关注地理学中的种族而非阶层分析。而他们的学生比如哈维·佐尔博(Harvey Zorbaugh)，则诉诸田野工作，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老师们在城市地理学阐述方面的冲突。他们在芝加哥做了许多详尽的研究来绘制分区，并假设所划定的多样性"自然地区"之间存在着功能互补性④。

我认为详尽的田野调查在捕捉城市环境的许多新状况方面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其中包括了本文所关注的主要趋势所带来的有关变化。但是，功能互补的假定又把我们带回到城市是一个有边界的空间这一认识上，而不是将城市看作是一个场所或者一个层级，多重的跨界活动在这里交叉互动并产生出特有的社会空间形式。通过城市社会学的旧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技术，地方价值的重新认识只能得到部分实现。我的确认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回归芝加哥学派所代表的研究城市地区的深度以及对详细描绘的致力。杜内尔(Duneier，1999)，布洛维(Burawoy，1991)等学者进行的人类学研究都是非常好的例子，他们针对不同的假设运用了很多研究方法。

上述这些仅仅是重新认识地方价值的诸多挑战之一。世界上的大城市都是全球化的多样进程呈现出具体的、地方化的形式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化的形式也恰恰说明了什么是全球化。重新认识地方的价值意味着重新认识地方景观的多样性表征。而当今的大城市已经俨然成为整个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个体交互作用的战略性场所(Abu-Lughod，1994;Watson & Bridges，1999;Yuval-Davis，1999;Clark & Hoffman-Martinot，1998;Allen et al.，1999)。它是新诉求物质化并呈现出具体形式的场所(Kempen & Ozuekren，1998;King，1996;Klopp，1998;Brewer, 1998;Bobo et al.，1986)。国家层面权力的丧失为次国家层面的权力和政治的新形式提供了可能(Allen，1999;Jessop，1999)。进一步说，一旦国家作为社会过程和权力的容器被打破(Taylor, 1995;Sachar, 1990;Indiana Journal，1996)，就为跨国界的连系着次国家空间的政治地理格局提供了可能。城市在这一新地理格局中占据首要地位。随之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看到以及如何看待体现于这些城市中的跨国政治的新类型(Sassen，1998：chap. 1and10)。

比如说人口迁移就是这样一种体现。借此，新的跨国政治经济和跨地方的家庭战略得以构建(Portes，1995;Bhachu，1985;Mahler，1995;Hondagneu-Sotelo，1994;Boyd，1989;Georges，1990)。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一些大城市，因为大多数移民无论是在美国、日本或是西欧都集聚在这样的大城市，当然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在我看来，这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化的一种基本构成，尽管它还未被全球经济的主流叙述所承认和分析(Sassen，1998：Part One;Skeldon，1997;Jacobson，1998)。

这种状况包含着一种跨越国界的统合能力，但同时也使城市内部冲突更尖锐。全球资本和移民劳动力是跨国行动主体的两种主要形式，它们具有内在的统一属性，彼此之间在城市内部也会有所冲突(Bonilla et al.，1998;Sassen，1991，1998：chap.1)。研究这些问题需要在方法上避开传统的对政治精英、地方团体政治、社区联合会、移民社区等的研究视角。依据这些传统的研究视角，城市社会学已经将城市和大都市区的政治景观研究得较为充分了。在接下来的三节中，我将就某几个问题进行更为细致的探讨。

全球化和信息化：对未来城市中心性的影响

城市的概念是复杂而模糊的，带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见Park et al.，1967)。而一个更为抽象的概念或许就是"中心性"(centrality)，这是历史赋予和造就的城市属性之一。这一属性与城市的边界和具体的城市没有太多关系。这些部分地是经验性问题：每个城市都呈现出不同的边界形态和内容构成。而现在的问题是，在发达的经济体系中，面对强大的促进区域、国家甚至全球尺度的地理分散和系统整合的新组织形式和技术，中心性得以持续的条件是什么(Graham & Marvin，1996;Castells，1989;Castells & Hall，1994;Brotchi et al.，1995)?从历史上看，中心性常常体现在一些中心(central)城市。但新条件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心性的重新组织：今天的中心城市仅仅是中心性的一种表达形式。如今从新的跨国城市网络到电子空间，都成为了构建中心性的重要空间。

另一个我认为对于思考城市未来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关乎我们已经建立起的对城市及其与全球经济和新技术的关系的叙述(有关这方面的讨论，见Hannerz，1992;Appadurai，1996;Featherstone，1990;Sassen，1998：Chap. 1and 10)。对于发达城市经济的未来，占据主流地位的讨论是认为城市已经丧失了对于经济部门的引领价值。而我们则需要对这一观点给予检讨，因为全球经济和新技术发展的某些例证并不支持这一观点。我将在本文后面的两节中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最后，从更为理论化的层面上看，某些权力特性使城市具有了战略性。权力需要历史性地具体看待从而克服其概念的抽象，它一直在被积极地生产和再生产着。城市社会学的许多研究聚焦于权力的地方维度(Logan & Molotch，1987;Porter 1965;Nakhaie，1997;Clark & Hoffman-Martinot，1998;Domhoff, 1991;Zweigenhaft & Domhoff, 1999)，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除了这类方法，当今权力结构生产的一个方面与经济权力的新形式以及某些形式的权利从公共政治领域向私人经济领域的重新配置有关(Sassen，1991，1996;Allen，1999)。这带来了关于中心性的建成环境和建筑的问题，它们代表了权力的不同类型。权力是否有其空间的关联?权力是否有其空间的要素(moment)?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一问题可以具体阐述为：在所有权和控制权趋向集中的强劲趋势下，当前的经济系统是否呈现出一种缺乏物质集聚点的空间经济?我认为，如果缺失了权力维度的思考，对城市未来的讨论将很难进行。

在一定程度上，那些高度发达世界中的主要城市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我所讨论的这一过程，或者说最适合进行探索。然而，这些过程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发展中国家(Santos et al.，1994;Cohen et al.，1996;Knox & Taylor, 1995;Sassen，2000)，但它们常常隐匿在巨型城市中(Dogan & Kasarda，1988;Cohen et al.，1996)：纯粹是人口规模和空间蔓延产生了它们自己的规模体系。尽管规模和蔓延或许不会改变我所描述的权力平衡，但它们确实改变了某些属性的分量和我们对它们的认知。

解读中心性的一种途径是关注于城市层面之上的更大的动力而不是停留在城市层面。比如，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的地理格局中同时包含着分散和集聚的动力，后者只是在近些年来才获得了足够的关注(Knox & Taylor, 1995;Stren，1996;Castells，1989;Sassen，1991;Gravestijn，1998)。大部分学术研究，关注的都是分散的模式(例如Bonacich et al.，1994;Sklair，1991)。与全球化相关的经济活动在都市区、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大规模分散的趋势，催生了对于高层管理和控制运行的集中化的新需求。比如，截止到1997年，全球范围共有50万个企业的分支机构分布在本国领土之外。作为企业整体运营组成部分的子公司和分部的大量存在，对总部的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言之，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引致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散对于中心功能的扩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因为在当前的经济体系中，这种分散是在控制力、所有权和利润持续集中条件下进行的(Sassen，1991)。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城市进入了我们的研究系统。城市再次获取了战略性的地位，因为它们是生产这些功能的场所。国家和全球的市场以及全球化的组织需要中心地来组织它们全球化的部署。金融业和高端公司服务业提供了全球经济体系运行和管理所必需的服务。城市是提供这类服务的理想场所，特别是对那些最具创新性、投机性和国际性的服务部门⑤。此外，信息技术的领军企业需要巨量的硬件设施，其中包括设施高度集聚的战略节点。在此，我们需要将全球化的传输/通讯能力和它们所赖以实现的物质条件区别开来。最后，即使是最为发达的信息技术业也有一个生产过程，尽管其产品是高度流动的，但由于资源组合的要求，其生产过程也依赖于特定的场所。一些专业研究文献已经对高端信息业的高度流动性产品进行了研究，但对那些包含高端专业人员，一般职员和手工劳动者在内的实际工作过程却没有给予关注。

此外，当我们开始审视更广泛的动力以探究地方化的模式时，我们就可以开始对跨国城市系统进行一些至少是初步的观察和总结。金融及专业化服务市场的全球扩展，飞速增长的国际投资引致的对于跨国服务网络的需求，政府对国际经济活动调控能力的减弱以及相应的与城市紧密相关的其他机构的地位的上升，所有这些都表明一系列跨国城市网络的存在。目前，研究所依赖的数据仍然不够全面;最理想的一组数据分析是由泰勒和他的同事整理和研究的(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1998;Meyer, 1991;Smith & Timberlake，2000;各种网络类型见Sassen，2000)。但是，这一领域仍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且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很大程度上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商务中心的重要性都依赖于它们的跨国网络。我一直认为，没有孤立存在的世界城市。从这一点来看，今天的世界城市和以往的帝国时代的首都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主要国际商务中心形成的网络构建了新的地理中心性。在全球层面，最具影响力的新地理中心是主要的国际金融和商务中心，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阿姆斯特丹、洛杉矶、悉尼和香港。但现在，曼谷、首尔、台北、圣保罗、墨西哥城也越来越具有影响力。这些城市之间的交流密度，特别是通过金融市场、服务贸易和投资的交流密度，增长迅猛，城市的重要地位等级也显著提升。这导致在同一国家内，战略性资源和活动在这些中心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分配极不平衡。这对城市体系在国土领域整合中的作用产生了影响。尽管后者的状况还未完全显现，但最近十年能够清晰地看到在国土领域内的加速破碎化。当一个国家的主要城市成为新的日益加强的全球城市体系的一部分时，国家的城市体系开始部分地分解。

现在，我们无法再简单地根据城市中心的总部塔楼和公司文化来考量国际商务和金融中心。主要城市的国际性特征不仅仅依赖于通讯基础设施和外国公司的数量，它还取决于就业者和其他人员所存在的多样性的文化环境。这一领域的研究是极为丰富的(King，1990;Zukin，1991;Ruggiero & South，1997;Skillington，1998;Dawson，1999;McDowell，1997)。今天的主要城市一定程度上是后殖民主义的空间，同时也承载着后殖民话语形成的条件。对我而言，这是这类城市的未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将在后面两节来讨论这些问题。

新的跨国政治地理格局

与新的跨界中心地理格局相伴生的是新的政治地理格局。主要城市不仅对于全球资本而言是战略性的空间，对于跨国劳动力和跨地方的社区和身份的形成也是如此(Smith，1995;Mahler，1995;Boyd，1989)。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是新政治运作的场所。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地方中心性有可能为新的诉求，及其权利构成，特别是场所的权利构成的形成提供跨国经济和政治上的机会。至少也为新的"公民身份"提供了可能(见Klopp，1998;Dawson，1999;Holston，1996;Torres et al.，1999;Mayer & Ely, 1998)。对于资本的跨国性和高流动性的关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方行动者的无助和反抗的徒劳。但对于这样一个场所的着重分析意味着新的全球战略场所组成的网络也是政治和权利纷争的领域(King，1996;Abu-Lughod，1994;Copjec & Sorkin，1999;Berner & Korff 1995;The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1995;Dunn，1994)。

这是一处根植于特有战略区位的空间。同时，它也跨越领土，连接了地理上并不临近但却彼此密切联系的地点。是否存在根植于地方中心性和新的战略区位地理格局的——比如说是新的全球城市网络的——跨国政治?这一地理格局显然超越了国家边界和旧有的南北之分，但它的跨界却是沿着有边界的"渠道"(filières)而进行的(Bonilla et al.，1998)。它是一种特殊而褊狭但并非无所不包的动力(Sassen，1998：ch.10)。不仅仅是资本在全球网络中的流动，同时也是人们包括富人(新的跨国专业人员)和穷人(大多数是移民劳动力)的流动。它也是承接文化形式流动的空间，地方亚文化再领域化的空间。

如果我们考虑到大城市既集聚了全球资本的重要部门，也集聚了逐渐增加的弱势人口——移民、弱势妇女、有色人种、发展中国家巨型城市中的人口、贫民区的居民——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认识到城市俨然已成为所有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场所(Fainstein et al.，1993;Wilson，1997，1987;Green et al.，1998;Hutchinson，1997;De Sena，1990;Comstock，1991;Massey & Denton，1993;Allen et al.，1999;Brar et al.，1993;Gans，1995)。同样，我们也可以认为城市是资本全球化冲突的场所，虽然卡茨尼尔森(Katznelson, 1992)认为并不能如此简单地看待城市。

考量这一依托于城市的战略性跨国空间所蕴含的政治含义，途径之一是从新的空间诉求的形成来入手。城市确实是新诉求产生的场所：对全球化资本以及城市的弱势群体都是如此，前者将城市看作是"组织化的商品"(organizational commodity)，后者如同资本一样广泛存在于国际化的大城市之中。城市空间的"去国家化"(de-nationalizing)以及跨国行动者新诉求的形成，引发了这样的问题：城市是谁的?

得益于新的法律制度、经济文化，以及国家经济体逐步地去除管制(Sassen，1996：chs 1 and 2)，国外的公司和国际化的商务人士越来越能够在任何国家和城市进行商务活动。他们是新的城市的使用者(Martinotti，1993)。这些新的城市使用者对于城市有着诸多的要求，并且在他们的意象中重新构建战略性空间。他们对城市的诉求很少受到质疑，就像他们给城市带来的收益和成本也很少得到考察一样(Burgel & Burgel，1996)。他们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景观。马丁诺蒂(Martinotti)认为，他们极大地改变着城市的社会形态;这些城市使用者的新城市是脆弱的，它们的生存和成功依赖于高效的生产率、发达的技术、密集的信息交换(Martinotti，1993)。这样的城市往往拥有机场，一流的商务区、顶级的宾馆和饭店，简言之，是充满了奢华之地。

或许另一个极端是那些通过城市政治暴动来表达他们对于城市诉求的人，他们声称自己缺乏那些新的"城市使用者"具有的合法性。这些诉求来自于对认同(recognition)和赋权(entitlement)的抗争，以及对应有权利的要求(Body-Gendrot，1993;Fainstein，1997;Wacquant，1997)。当然，类似的诉求有着相当长的历史;每一个新的时代都有着特定的诉求表达方式。逐渐增多的"反常行为"(如砸汽车和橱窗，抢劫和焚烧汽车)在发达国家过去的十年中逐渐增加，或许就是一个社会经济尖锐不平等的信号——城市光鲜亮丽的时髦街区和城市问题地区的反差越来越明显。而这种极度鲜明的反差有可能导致更加残酷的冲突：新精英的贪婪和冷漠与贫困人群的无助和愤怒。

新诉求的形成对于主要城市日益增长的跨国政治活动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不同群体间已经尖锐甚至有可能更加尖锐的诉求表达的差异，突出体现在国际商务人员和大量的低收入的"其他"群体——移民、妇女和有色人种——之间;二是两种类型的诉求和诉求者中逐渐增加的跨国元素。这意味着政治的冲突根植于地方，但却具有跨国的属性。这对于城市社会学的挑战是如何把握已有的或者是新的跨界动力，但并不因此丧失对城市自身作为一个地点的考量。

全球化及其城市景观印记

尽管全球化过程包含多种多样的经济和文化，但正是借由公司经济和新的跨国公司文化，经济全球化通常才得以体现在城市的景观上⑥。然而，城市是多样性集聚的场所。留下空间印记的不仅仅是主导的公司文化，还有多样的其他文化和身份，特别是移民(King，1996;Watson&Bridges，1999;Zukin，1991;Dawson，1999)。这种滑移(Slippage)是显著的：主导文化只能占据城市的一部分。尽管公司权力将非公司的文化和身份定位为"他者"，并因而贬低它们，但它们却无处不在。纽约和洛杉矶的移民社区和非正式经济就是两个例子。

我们如何才能扩展表述的领域从而体现其他的情况?我们如何才能在那些公司权力存在的同一场所捕捉非公司文化的存在，对这些场所进行新的解读?当我们重新认识了经济运行所根植的场所中心性和多样的工作文化中心性，我们仍就需要面对一个经济全球化所铭刻的有着高度地限制的领域。森尼特(Sennett，1990：36)认为"西方文化中权力空间已经变得相当精确"。此外，吉登斯(Giddens，1991：88-91)指出了当今社会存在的专业技术的中心性，以及与此相伴生的向专家体系倾斜的权力和信任。公司文化是精确化和专业化的一个表现。它的空间已经成为当今城市主要的权力空间之一。大城市中心或新边缘城市的密集的高楼大厦正是公司文化的存在之所——尽管我将会在后文中指出，它们也是非公司文化栖息的场所，但却被隐藏起来了。垂直的公司塔楼网络与水平的美国城市网络一样，充斥着同样的中心性和理性(Marcuse，1987)。

通过移民，原本高度地方性的文化开始在许多大城市、在那些被精英们认为是超越任何地方性的国际性大都市中纷纷涌现。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根植于某个国家或村落的地方文化，现在开始在诸如纽约、洛杉矶、巴黎、伦敦和最近的东京等城市再地域化⑦。

移民社区、黑人贫民窟，以及日渐衰落的旧工业区，在关于后工业城市经济体系的主流经济叙述中被构筑成一种贬值的、退化的混合空间(King，1996;Body-Gendrot，1999)。公司文化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细微或尖锐的差异，瓦解成一种无组织的另类(otherness)，它在经济体系中没有位置，有可能仅仅是被边缘化地附着其中。因而再次制造了这些岗位及其从业者的贬值。如果不考虑这些，而仅限于关注经济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的部门的话，那么，关于城市经济的主流叙述所表现出的经济系统无非是有着更高秩序的统一体，而不是处于如此被分割的状态。

公司经济把这些经济和它们的从业者从经济的表现中排除，把它们当做另类。不处于公司经济中心的都被贬低。位于公司办公楼内以非公司化方式存在的都被视而不见。但事实是，大量的公司职员都是收入较低的秘书，他们大多数是妇女和移民。他们并没有被包括在对公司经济和公司文化的表述中。然而在夜晚，占据这些空间也包括经理办公空间的，却都是这些人群，他们为这些空间注入的全然不同的文化(体力劳动，在半夜休息、午餐)，却不为人所知。

探讨这些问题的另一个维度是身体(body)。身体被城市化和都市化为一个独特的都市的身体(Grosz，1992：241;Sennett，1994)。那些构建城市的特殊的地理、建筑和市政设施是身体的社会构成的重要内容。但这些对于某些学者如格罗斯(Grosz)而言，绝非是最重要的。她认为，尽管城市结构具有影响力，但家庭和邻里的结构和特性则更为重要。"只要能够产生明确的空间认知，城市就会引导感知"(Grosz，1992：250)。城市对于家庭和工作生活的组织起到重要作用，它将每一种活动分布在特定的区位当中;同样的，建筑的空间状态也可以被视为更大空间组织中的一个特定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我进而认为经济的结构、空间状态和具体区位也同样具有影响力。以这样的多种方式，城市成为一种"作用于主体身体的"活跃的力量。

城市化的身体被打下了城市中诸多社会文化环境的印记，同时又反作用于它们(Bourgeois，1995;Wright，1997;Sennett，1994)。这一多样性通过两种形式与经济空间交织在一起。一是这些社会文化背景作用于身体的多样化方式，构成了一种分割化并最终导致夸大价值或者贬低价值的机制，并通过十分具体的方式呈现(Anderson，1990;Snow & Anderson，1993;Feagin & Vera，1996;Yuval-Davis，1999)。

另一种方式是作为一种商品和交易重新进入主流经济部门的空间。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的观察很有意思，他认为，当今的全球文化不同于早期的帝国文化：它兼收并蓄，不断改变着版图以尽可能体现新的文化要素。霍尔(1991)早些时候认为，由大英帝国所代表的帝国文化是排他性的，总是致力于再造与他者的差异。而另一方面，今天的全球文化不可能吸纳所有，它一直备受争议，其边界也在不断变化。吸收的过程永远不会结束⑧(Appadurai，1996)。今天的大城市就是这样一个战略地点，多种动力以具体的方式物化其中。

文章原载于《英国社会学》，2000年第1期(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1，No. 1(January/March 2000)：143-159);作者授权《国际城市规划》发表中文译文。

注释：

①原文作者写作于20世纪末，因而，这里出现的"本世纪"以及后文出现的"这个世纪"实际是指20世纪。——译者注

②在诸多个历史时期，领土都曾受到多重的，至少是不止一个法则的支配。从这点来看，当前全球化发展带来的那些条件，或许至多是非常普通的一个，而一战以来的时期——逐步强化的民族国家对于领土的排他性的统治——仅仅是历史的一个例外。然而，社会科学的分析研究技术和数据集合却在这一特殊时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因此，我们面临的共同的艰巨任务是对领土和制度之间的多重关系进行理论性和经验性的说明，而不仅仅是关注民族国家和政权的单一维度。

③我已经根据全球城市网络对其进行了理论化的总结，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城市网络的功能。由于国家经济的去管制状况，世界范围的金融中心的网络流动，支持了纽约和伦敦金融中心的发展。也就是说，位于全球等级体系顶端的城市，具有一种将其收入最大化的能力。

④我们能够在早期的《的士舞厅》(The Taxi Dance Hall)与《黄金海岸和贫民窟》(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以及之后的Suttles(1968)的著作中发现这些。

⑤比如在财富500强企业中，仅有一小部分将总部设在纽约。但是那些在境外收入超过一半的公司，有四成却位于纽约。此外，即使是大的工业集团也倾向于将部分专业化功能的总部设在纽约。比如，总部位于底特律的通用集团，或是其他类似的公司，将财务总部和公共关系的总部设置在曼哈顿。

⑥全球化就是一种冲突的空间;它的特点是纷争，内部的分异，边界的重叠(Appadurai，1996)。全球化是一个提供差别的过程，只有将这些差异并置，我们才能够发现民族特征、民族文化和民族社会之间的区别。

⑦东京现在有几个主要的工人阶层的移民集聚区，或合法或非法，移民大部分来自于中国、孟加拉、巴基斯坦和菲律宾。考虑到日本法律和文化对移民的限制，这种情况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些移民国家的贫困么?这显然是一个缺乏说服力的解释，因为这些国家贫困的时期已经相当长。我认为这是由于日本经济的国际化，包括特定形式的向这些国家的投资，以及日本逐渐增强的文化影响力，为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联系提供了桥梁，并减少了与日本主观上的距离(见Sassen，1991：307-15;1998：ch. 4)。

⑧一个问题是，有关网络导致的空间中性化的早期争论，及其在空间中所需要或力求产生的价值系统，是否也伴随着文化的全球化而产生。对于网络而言，全球文化从来没有成功地中性化;但是吸纳确实改变那些被吸收的他者。对于文化而言，我们能够发现，与文化政治相伴的多样文化要素的吸收在大城市极为显著，它改变了全球文化，尽管它仍然是以西方以及西方的技术和意象为中心。

【参考文献】

①原文作者写作于20世纪末，因而，这里出现的"本世纪"以及后文出现的"这个世纪"实际是指20世纪。——译者注

②在诸多个历史时期，领土都曾受到多重的，至少是不止一个法则的支配。从这点来看，当前全球化发展带来的那些条件，或许至多是非常普通的一个，而一战以来的时期——逐步强化的民族国家对于领土的排他性的统治——仅仅是历史的一个例外。然而，社会科学的分析研究技术和数据集合却在这一特殊时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因此，我们面临的共同的艰巨任务是对领土和制度之间的多重关系进行理论性和经验性的说明，而不仅仅是关注民族国家和政权的单一维度。

③我已经根据全球城市网络对其进行了理论化的总结，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城市网络的功能。由于国家经济的去管制状况，世界范围的金融中心的网络流动，支持了纽约和伦敦金融中心的发展。也就是说，位于全球等级体系顶端的城市，具有一种将其收入最大化的能力。

④我们能够在早期的《的士舞厅》(The Taxi Dance Hall)与《黄金海岸和贫民窟》(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以及之后的Suttles(1968)的著作中发现这些。

⑤比如在财富500强企业中，仅有一小部分将总部设在纽约。但是那些在境外收入超过一半的公司，有四成却位于纽约。此外，即使是大的工业集团也倾向于将部分专业化功能的总部设在纽约。比如，总部位于底特律的通用集团，或是其他类似的公司，将财务总部和公共关系的总部设置在曼哈顿。

⑥全球化就是一种冲突的空间;它的特点是纷争，内部的分异，边界的重叠(Appadurai，1996)。全球化是一个提供差别的过程，只有将这些差异并置，我们才能够发现民族特征、民族文化和民族社会之间的区别。

⑦东京现在有几个主要的工人阶层的移民集聚区，或合法或非法，移民大部分来自于中国、孟加拉、巴基斯坦和菲律宾。考虑到日本法律和文化对移民的限制，这种情况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些移民国家的贫困么?这显然是一个缺乏说服力的解释，因为这些国家贫困的时期已经相当长。我认为这是由于日本经济的国际化，包括特定形式的向这些国家的投资，以及日本逐渐增强的文化影响力，为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联系提供了桥梁，并减少了与日本主观上的距离(见Sassen，1991：307-15;1998：ch. 4)。

⑧一个问题是，有关网络导致的空间中性化的早期争论，及其在空间中所需要或力求产生的价值系统，是否也伴随着文化的全球化而产生。对于网络而言，全球文化从来没有成功地中性化;但是吸纳确实改变那些被吸收的他者。对于文化而言，我们能够发现，与文化政治相伴的多样文化要素的吸收在大城市极为显著，它改变了全球文化，尽管它仍然是以西方以及西方的技术和意象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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