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重新审视道德义务(2)

　　二、 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

　　人类对自身的道德义务，考虑得更多的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此时此地的人们应该如何行为的问题，很少或几乎没有考虑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存问题，地球上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问题，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的生命长期生存所需要生态环境安全和健康的问题，即地球生物圈的可持续生存问题。由于高度发展的技术时代人类集体行为总和形成的因果关系的复杂和难以预料，新的道德义务不能不全面考虑对整个人类的关心、对人类后代的关心，对所有生命物种生存利益的关心，以及对支撑生命存在的地球生态环境的关心。[5]

　　1.人类对非人类生命物种的道德义务

　　人类对非人类生命物种的道德义务是人类对自然存在物的一种单向性义务，它基于人类和生物物种的生存利益的相互依存关系。这里的道德关怀对象主要是物种而不是个体，这是生态伦理与人际伦理的重要区别之一。[6]但是，我们并不反对人类以仁慈的精神来对待有感知苦乐能力的动物个体，更不主张任意残杀非人类生命个体。

　　之所以强调人类对非人类生命物种的道德义务，而不是对非人类生命个体的道德义务，这是因为，生物个体从属于物种，而物种又是以一定数量的个体形式存在的。从整体上看，保持物种生存比保持个体的生存更重要，也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失去了的个体总是可以经过物种中的其他个体繁殖出来，但物种灭绝却再也不能产生出个体。物种的每次灭绝，都是对生命的一次超级屠杀。它不仅杀死生命个体，还杀死一种生命形态。它不仅毁灭生命的“存在”，还毁灭生命的“本质”;不仅毁灭生命的“肉体”，而且毁灭生命的“灵魂”。[7]

　　每个物种稳定持续地存在，都需要经历几千年的生存适应过程。因此灭绝一个物种就是停止一个物种几千年的历史。人类不应该按自己的需要随意灭绝任何物种，因为人为灭种与自然灭种是不一样的，自然灭种能够促使被灭绝的物种或相关物种向另一物种转化，它打开了进化之门;而人为灭种终止了物种的形成，就关上了进化之门，所以人类应该允许物种的生存和进化。为了尊重濒危物种的生存权利，挽救濒危物种，人们甚至必须杀死一些过多的野生动物和人造的劣质品种，营救遇险的濒危动物，保护濒危的植物，恢复由于人类活动破坏了适合于它们生存的自然环境。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利益的实现，依赖于所有的生命物种提供的生物资源和它们的活动所形成的健康的生态环境。尽管人类之外的生物物种无意于为人类的生存利益尽义务，但是这些物种自然而然的生命活动不仅提供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而且也创造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健康生存的生态环境。而所有非人类生命物种的生存利益的实现，虽然在人类产生之前是以自己的生命活动适应生态规律的方式来完成的，但是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已经遍及整个地球的今天，它已经日益密切地依赖于人类对开发自然活动的合理约束，依赖于人类对生物圈正常生态过程和生态秩序的调控。由于人类与所有其他非人类生命物种的生存利益相互依存，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利益的整体，具有一种整体利益，如生物圈的完整、稳定，健康和美丽。但是，今天人类活动造成的物种灭绝浪潮的后果，已经使生物圈自我稳定功能所需的生物多样性严重减少，从而出现了生物圈严重失稳和走向不可逆及退化的迹象。因而，遵循生态规律，保护和延续濒临灭绝的物种，修复被严重破坏的多种类型的生态系统，恢复并参与生物圈的调节功能，就成为人类在较长时期内不可否定的道德义务。

　　当然，人类建立生态伦理，在人类道德主体之间缔结契约，确立人对生命物种的道德义务，赋予生命物种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对它们进行道德关心，这并不是说人类就不能利用生物资源和改变生态环境，而是说人类的这种利用不能危及生命物种的生存，不能人为地毁灭生物多样性，不能以超出自然状态下生命的死亡方式来残害动物，不能以生命的基本生存利益的损失来满足人类奢侈的物质欲望，不能过度地干预生命物种的生态环境，不能危及整个生物圈健康存在的可持续性。的确，人类履行这些道德义务，意味着长期以来追求的那些物质福利要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也必然要求人类改变自己开发自然的物质技术方式，甚至要求人类做出某些利益上的自我牺牲。但这样做并未把动植物等非人类生命提高到与人平等的地位，更没有要求人们把它们当作人类成员加以同等程度的道德关心。[8]

　　2.人类对所有生命形式生存的生态环境的道德义务

　　人类对它的义务只是基于对所有生命的义务而产生的，因而属于一种间接义务。正像我们对他人居住的房舍具有道德义务是由对他人的义务引起的一样，我们对房舍的义务是对居住者的一种间接义务。因此，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道德义务，就只能是一种因对所有生命的利益实现条件而产生的间接义务，而不是直接的义务。

　　生态环境是所有生命生存的环境，是生物栖居的家园，它提供了各种生命物种生存需要的阳光、空气、水分、温度、湿度等生态因子，这也是生命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当人类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生态规律，破坏了生命生存的生态环境时，就必然要损害生存于这些生态环境中的各种生命形式的生存利益，包括人类自身的利益，这在道德上是一种作恶的行为。而人类所破坏的生态环境越是复杂和巨大(尤其是生物圈这样的全球生态系统)，它所损害的生命的共同利益也就越严重，他在道德上所犯的错误也就越大。因此，为了所有生命生存的共同利益，遵循生态规律去利用生态环境中的资源，从而维护好所有生命生存所需要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应当承担的生态道德义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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