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研究论文论东汉诗体的流变(2)
世传李陵、苏武赠答诗历来争议颇多，《文选》收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苏子卿诗四首。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收李陵骚体歌一首和《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骚体歌见于《汉书·苏武传》，作者明确;《录别诗》全为五言，包括《文选》收《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和《苏武诗》四首、《古诗苑》收《录别诗》七首、残句“红尘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及苏武《别李陵》“童童孤生柳”一首、《艺文类聚》收苏武《答李陵诗》“双鸾俱北飞”一诗，又有“岩岩钟山首”、“远送新行客”，《古文苑》等书作孔融诗，前诗《文选》注引作李陵诗，《文镜秘府论》引文有“少卿以伤子为宗”语，和后诗内容相符，故逯氏收入李集。此外，逯氏又以为“红尘蔽天地”二句和《文选·陆机〈演连珠〉》注引“许由不洗耳，后世有何徵”二句为同篇;《北堂书钞》“清凉伊夜没，微风动单帱”和《文选·陆机〈拟明月皎夜光〉》注引“招摇西北驰，天汉东南流”为同篇;《文选·〈三良诗〉》注引“严父潜长夜，慈母去中堂”和《文选·〈王明君辞〉》注引“行行且子割，无令五内伤”为同篇。逯氏指出所谓苏诗实则出于李集，他说：
又检《隋志》，只称梁有李陵集二卷，不言有苏武集。而宋、齐人凡称举摹拟古人诗者，亦只有李陵而无苏武。据此，流传晋、齐李陵众作，至梁始析出苏诗，然仍附李陵集，昭明即据此选篇也，以出于李集，故《文选》苏武各诗他书尚有引作李陵诗者。要之，此二十一首诗，即出李陵众作也。
此说精辟。(注：见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336页(中华书局)。逯氏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册有《汉诗别录》一文，可参考。)关于从李陵集分出苏武诗始于梁代，也可以从钟嵘《诗品》看出一些迹象，钱钟书先生曾就《诗品》不录苏武诗提出质疑，说：“顾罗网古今‘才子’，仅著李陵而不及苏武，已甚可异，或犹有可说;复标举‘五言之警策’，才得二十二人，苏武却赫然与数，‘子卿双凫’亦被目为‘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不啻举子下第，榜上无名，而其落卷竟被试主选人本科闱墨也。”(注：引自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144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这或许是钟嵘一方面遵循历史载记仅著李陵，另一方面根据当时出现的意见而在《诗品序》中提到苏武诗，所以徘徊于两者之间。
刘勰《文心雕龙》说：“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前代也。”知道在刘勰之前就已经有人怀疑，不过六朝时期的学者可以说还是坚信李陵有诗的，例如钟嵘就明白地把李陵诗放在古诗之后。近几十年，学术界也倾向于怀疑李陵诗歌时代的传统说法。我们认为宋颜延之《庭诰》所谓“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是比较客观的。因为从作品看，除《文选》所定三首为西汉李陵诗外，中间确实混入其他人的作品，如苏武出使匈奴，十九年始归，归时与李陵告别，地点当在塞外，而诗中“河梁”、“江汉”、“日南”等语皆与史实不符。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说：“钦立曩写《汉诗别录》一文，曾就此组诗之题旨内容修辞等，证明其为后汉末年文士之作。依据《古今同姓名录》，后汉亦有李陵其人，固不止西京之少卿也。以少卿最为知名，故后人以此组诗附之耳。”逯先生的考证并不十分有说服力，将此组诗全部放在后汉末也难令人信服。不过，认为后汉亦有李陵其人的推测还是有参考意义的。今查《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汉明帝永平(公元58-75年)中，@②都夷白狼、pán@③木、唐@④等百余国举种奉贡称臣，且献诗三章。益州刺史梁国朱辅遣从事史李陵与郡掾田恭护送诣阙，并上乐诗。知东汉中期有名李陵者，不仅有诗歌创作经历，而且“有鸟西南飞”、“俯观江汉流”、“暮宿日南陵”、“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都与其身世相符。所以，我们怀疑这组诗中“烛烛晨明月”、“晨风鸣北林”当属东汉李陵，而因姓名相同误入西汉李陵集中，《艺文类聚》八十二载古诗“泛泛江汉萍，飘荡水无根”二句疑亦为集中作品。“有鸟西南飞”、“陟彼南山隅”句意颇同于屈原《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及“望南山而流涕”句意。其余十七首虽不能定其作者，也当放在东汉。“钟子歌南音”中说，“不如及清时，策名于天衢”，不类西汉李陵语，李陵兵败，一家族灭，故于武帝怨恨最深，此从《汉书·苏武传》中和苏武对话中表现得最明白，恐不会在朋友私下的赠诗中称当时为“清时”。相反，明帝永平正是东汉最兴盛的时代，不仅后代人这样看，当时人也这样看，班固《东都赋》中的颂辞就足以说明。“童童孤生柳”中有“依依恋明世”语，当作于东汉中期。(注：按此处的观点及材料均为赵师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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