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职称论文范文典籍与现当代文学的传播模式对比研究(2)

　　当今,中国文学“走出去”不应让文学的选题成为瓶颈,从历史的经验中应看到,“中国古典文学的选译主要面向国外的汉学研究者和学术界,需要对其真正的需要有切实的把握;而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选译,即不能亦步亦趋,也不能完全脱节”(吴自选,2012:88)。乐黛玉提出“当下性”和“历史性”并重:“一方面在对话和交谈中,要在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文学里,实现‘此刻’的空间,使自己成为世界空间的同时代人;另一方面又要继承自己历史传统的谱系,在时间上构成历史的延续”(2010:143-144),这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选材是意义深远的。

　　3.3 “通过什么渠道”——译介渠道对比

　　早期的典籍译介与当前的现当代文学译介的传播渠道大致类似:出书或改编为其它艺术样式。在出书方面,前者占有的优势较大,19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纷纷来华,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的西方报纸和出版机构相继出现”(黄鸣奋,1995:126)。而由中国本土策动的译出活动,无法拥有畅通的海外发行渠道,也面临着不同国家的图书版式、开本、编排、装帧等问题。其次,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其它艺术样式屡见不鲜,《赵氏孤儿》最先由法国教士马若瑟节译为法语,之后法国文学家伏尔泰又将其改编为剧本《中国孤儿》,后译成英语传入英国,并以改编本的形式在法国、英国舞台上演出,引起了大众极好的反响。现当代文学中也有大量成功的例证,而且电影或电视等媒介传播渠道无疑更为直接。如“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被改编为影片《菊豆》后,随着该影片在日本的热映,这部小说也销量大增”②。另外,“莫言、苏童、余华之成为当红名家、甚至国际知名作家,显然与《红高粱》、《妻妾成群》和《活着》分别是被改编为电影并获国际电影节大奖的事实关系甚大”(王一川,2001:26)。

　　3.4 “对谁”——接受对象对比

　　早期典籍的译介很大程度考虑了满足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国情的需要。译本最初的受众是统治者、文化精英及上层社会人士,以满足猎奇的心态。之后出现了改编式的译作,文字、主题和社会背景等进行了加工,使受众易于理解与接受。如以《赵氏孤儿》节译本为根据所改编的《中国孤儿》以戏剧表演的形式传播,“辐射”到了不识字群体。

　　学者耿强将中国文学的主要读者群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专业读者和研究者……第二类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对文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第三类是对中国怀有浓厚兴趣的人士,渴望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情况”(2010:124)。三类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期待不同,中国现代当文学译介作品的读者构成主要有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相比后者,前者更多地会从文字审美角度阅读欣赏译作,所以读者多样化的需求是译介活动中必然考虑点。

　　从多元系统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位处边缘不容争辩,对外译介实际上是由边缘文学向西方文学中心的交流活动。而文化交流有其自身规律:“交流总的趋势通常是高势能向低势能辐射,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流动”(廖七一,2012:5)。因此,“处于中心位置的接受方英美读者自然会以他们自己的眼光和视角秋衡量来自边缘和弱势一方的文学……而他们通过自己的视角和眼光所希望看到的中国文学形象也因此是丰富多彩,各不相同”(耿强,2010:95),所以,中国文学“走出去”要解决的问题在于选材的多样化,以扩大读者的选择范围,使各取所需。

　　3.5“取得什么效果”——译介效果对比

　　两次译介活动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几乎可以被看作是接受语境的主动选择,为译入;后者是中国本土策动的译出活动,所以译入国的接受是一种被动的状态。显然,主动的选择对本国意识形态、读者需求、文化背景方面都有别国无比匹及的优势。由马若瑟节译引入法国的《赵氏孤儿》,几经改编和再译,构成了18世纪欧洲“中国热”。由托马斯·珀西由葡萄牙文转译成英文的《好逑传》,在英国出版,“立即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刊物纷纷转载珀西的英译本,同时也相继出版了法文、荷兰文、德文转译本”(马祖毅,1997:226)。

　　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效果则显得不太如意。从“熊猫丛书”的情况来看,个别译本受到英美读者的欢迎,比如沈从文的《边城及其他》在“80年代累计印刷达3万册左右,应该是比较好的记录了。英美两国的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都收藏有此书”(耿强,2010:96),葛浩文翻译的《萧红小说选》成为英美读者了解中国女性在历史上所经历的坎坷命运的记录,并“被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选入‘当代中国研究资料’”(同上:99)。其实,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方逐渐获得学术界的重视,“但中国文学还远没有吸引住英美的多数读者,更遑论对西方文学产生了什么影响”(同上:138)。但是“如果译出国门的作品没有人愿意读,不能吸引更多的西方读者,那么,即便是走出了国门,也走不进市场,更无法走进西方读者的眼中和心中”(李文静,2012:60),对外译介的状况堪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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