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文学征文墨子具有的文艺思想(2)
2.1.2乐非所以治天下
墨子认为音乐只是用来放松休息的，于治国无益，甚至会妨碍政事。因此，墨子提出“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5]但应该指出的是墨子并没有因片面强调功利而完全的否定音乐的审美作用。而只是强调君王、官员以音乐为娱乐应该不已影响治理天下和人民幸福为前提。因此，墨子说：
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智矣。今圣有乐而少，此亦无也(《墨子校译﹒三辩》)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豢煎灸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校译﹒非乐》)
可见，墨子没有以为的否定音乐，只是强调文学艺术要和国家的政治、人民的生活、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协调发展。这一观点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值得我们肯定。
2.1.3非儒家之礼乐为政
墨子从治国的角度出发，反对儒家以礼乐为政的主张，认为这些主张足以导致亡国：
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11);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
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19)。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墨子校译﹒公孟》)
墨子对儒家宣扬的丧礼、重乐、天命、藐上天、轻鬼神的学说嗤之以鼻，认为这会浪费人民的钱财和破坏生产力、导致人民流离死亡。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墨子对过分奢华、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一概加以反对，是情有可原的，正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6]，如果民不聊生，文艺审美又从何谈起?所以，我们不应对墨子“非乐”的观点过多的加以指责。
2.2联系现实的文学创作论。
《墨子》一书中还有许多有关辩论、辟、援、推等方法的辨析以及对言语逻辑和的讲求，对我们后世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墨子校译﹒小取》)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19)?”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20)，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墨子校译﹒鲁问》)
墨子一方面提出辩论的目的在于明是非、同异，察名理、利害;另一方面又主张根据游说对象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自己谈论的话题。这无疑对我们言谈、写作的针对性以及目的性等问题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此外，墨子还提出了检验言论正误的标准，即所谓的三表法：
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校译﹒非命》)
三表法主张通过考察历史、社会实情，并观察其运用于实践的情况，从而判定言论、主张的对错。将三表法运用于文学创作，则要求作者熟谙历史传统，深入了解生活，并用自己的作品来反映和指导生活。
墨子对于古代的文献也十分重视，他提出“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7]认为人要发表谈话、写文章必须做到不违背天帝、鬼神的意志和圣王的事迹并切合先王之书的记载。并通过取得的效果来判断其正误。在引用“先王之书”的同时，墨子又坚决地否定了只重视书本知识、迷信古典的做法：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曰可以为天子。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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