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行为政治社会效应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5722户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logit估计和双重差分（PSM－DID）相结合的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对政府的信任、社会的信任和社会问题主观感受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①参与农地流转能够提升农户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②参与农地流转显著降低了农户对邻居的信任度；③参与农地流转能够显著减弱农户对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严重程度的主观感受，增加贫富差距感受。

　　[关键词]土地流转社会信任

　　进入21世纪，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激活和重建了农村的各种利益关系，其中农地流转最为频繁。在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发展的客观需求下，有关农地流转问题的系列政策法规也相继出台，农地流转已然成为一项最重要的经济权益交易。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现状研究、土地流转效率研究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研究三个方面。对土地流转行为效应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土地流转经济效应、生态效应、社会效应和土地流转的绩效评价。信任关系是人类社会健康运作的关键，更是市场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基础。农地流转的本质也是一场经济交易活动，因此信任对于农地流转运行的重要性不容小觑。

　　1实证分析

　　1.1数据来源

　　本文运用样本量大和覆盖范围较广的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进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来估计土地流转的政治社会效应。文章使用CFPS2014和CFPS2016中16岁及以上农村样本数据来构建平衡面板，只保留了2014年和2016年两期都接受调查的对象。本文将2014年设置为干预发生前的初始期，只保留了2014年未参与土地流转的样本。最后，总样本量为5722的两期平衡面板数据。其中，处理组样本数量为447，控制组样本数量为5275。

　　1.2估计策略

　　本文采用PSM－DID方法来探究土地流转行为对政治、社会信任的影响效应。本文设定2014年为初始期，2016年为干预期，处理组为2014年未将土地流出而2016年将土地流转出去的样本，控制组则为2014年未将土地流出且2016年仍未将土地流出的样本。PSM－DID方法通过以下三个步骤来执行。第一步，考虑到初始期特征能够表现出个体未来某种行为的概率，本文通过2014年的特征变量来预测每个样本在2016年进行土地流转的概率。基于Probit模型来建立土地流转行为与各种个体特征之间的联系，并利用这种估计结果来计算每个样本进行土地流转行为的倾向性分数。Probit模型见（1）：（1）式中，代表第i个样本2016年将土地流转出去的虚拟变量，表示第i个样本2014年个体、家庭及其他三个维度上的特征变量。第二步，根据计算出的每个个体的倾向性分数，为干预组的每个样本匹配特征相近的对照组样本。第三步，基于PSM-DID的整个样本平均处理效应ATT通过（2）式估计：（2）式中，T和C分别指的是处理组和控制组，Y16和Y14分别指的是被解释变量在2016年和2014年的取值，D代表了个体是否将土地流转出去的虚拟变量，X12为第一步中计算倾向值中所控制的个体特征变量。

　　1.3变量设置

　　本文包含的被解释变量有三类。第一类为农户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本文通过农户对地方政府干部的信任程度来衡量。第二类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的社会信任水平。本文采用4个变量依次反映农户对父母、邻居、陌生人和医生的信任程度。CFPS中要求被调查者使用0（完全不信任）到10（非常信任）之间的整数来衡量其对地方政府干部、社会的信任度。第三类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对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主观感受。文章中通过7个变量来依次衡量农户对贫富差距、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和环境问题严重程度的主观感受。衡量指标同上。本文研究的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将集体分配的土地出租给其他人，如果其回答为是，就定义该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参与了土地流转。

　　2实证结果

　　2.1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被解释变量在流转组和未流转组中的描述性统计及双差分（DID）估计结果。政府信任方面：在2014年流转组对地方政府干部的信任程度低于未流转组，在2016年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后流转组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高于未流转组。两期之间对地方政府信任程度均值差分别是：流转组为-0.150，未流转组为-0.218，DID结果为0.068。该结果初步证明参与土地流转行为有利于提升农户的政府信任度。关于社会信任，流转组和未流转组的初步比较得出：2014年流转组除对医生的信任水平低于未流转组，其余都不低于未流转组；2016年流转组对父母和陌生人、医生的信任水平高于未流转组，却对邻居的信任水平低于未流转组。在两期之间，流转组对父母信任度提升，而对邻居、陌生人和医生的信任度却下降了；同样未流转组对父母的信任度上升，对邻居、陌生人和医生的信任度下降。DID结果显示，对邻居信任程度DID效应为负，对父母、邻居、医生信任程度DID效应为正。因此农户参与农地流转会提升其对父母、陌生人、医生信任程度，却降低其对邻居的信任。对于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主观感受，流转组和未流转组之间的比较发现：无论是2014年还是2016年关于全部七类社会问题，流转组对其严重性的主观感受都高于流转组。在两期之间，流转组和未流转组，对七类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主观感受都出现下降。此外，除对贫富感受差距问题严重程度的主观感受DID为正，其余六类社会问题的DID效应均为负。因此，参与农地流转会增加农户对贫富差距问题的主观感受，但会降低农户对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和环境问题严重程度的主观感受。

　　2.2倾向得分估计及平衡性检验

　　对农户的倾向得分估计是倾向得分匹配的第一步，因此确定匹配变量是最关键的一步，选取的变量要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同时，也不会因农户参与土地流转而受到影响。结果显示户主未婚、再婚、学历在小学以下、土地征用、60岁以上老人数5个变量对农户参与土地流转行为有显著影响。60岁以上老人数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其余3个为5%水平上的显著负相关。其中，户主为女性的家庭参与率比男性户主家庭高1.2%；家中60岁以上老人数量每增加一个，参与率增加1.2%；家庭征用的土地每多667m2，参与率减少1.2%；学历为小学及以下时，多接受教育一年，参与率降低3.9%；结婚年限每多一年，参与率降低5.8%。

　　2.3匹配倍差结果分析

　　表1的DID效应估计未考虑初始期的特征差异对样本个体参与农地流转表现出的影响，因此存在选择性偏误。综合以上情况，本文采取PSM-DID模型来估计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的政治社会效应，估计结果见表3。基于全部样本的核匹配估计结果显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后，会提高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但结果并不显著。农户基于“人情信任”理论而转出土地的行为会显著降低其对邻居的信任水平。参与农地流转会显著降低农户对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严重程度的主观感受，增加贫富差距感受。

　　3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使用CFPS2014和CFPS2016农村样本构成了面板数据，运用PSM－DID识别方法，评估了参与农地流转对农户政府信任、社会信任和社会问题严重程度主观感受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①参与农地流转能够提升农户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②参与农地流转会显著降低农户对邻居的信任程度；③参与农地流转能够有效降低农户对住房、社会保障问题严重程度的主观感受，显著加重农户对贫富差距、就业问题严重程度的主观感受。本文实证研究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地方政府必须保障农户主体的地位，维护农户利益，协调好农户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邻里关系；地方政府要加强管理和服务职能，不应过度干预，相关优惠政策要予以落实。第二，对于长期流转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就业以及平衡贫富差距等问题上，基层政府的服务职能仍然不够。建立健全失地农户就业保障体系，将长期流转承包经营权的农户纳人农村就业保障体系，完善劳动力非农就业助力机制、合理引导进城目标设定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且政府不能只推动大户和企业主导的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同时也要兼顾中小型农户，以农民共同富裕为前提。

　　[参考文献]

　　[1]杜挺，朱道林.中国土地流转价格时空演化与宏观机制研究[J].资源科学，2018，40（11）：2202-2212.

　　[2]姜松，王钊，曹峥林.不同土地流转模式经济效应及位序——来自重庆市的经验证据[J].中国土地科学，2013（8）：10-18.

　　[3]陈园园，安祥生，任媛，等.欠发达山区土地流转的生态效应分析——以晋西北地区为例[J].水土保持研究，2018，25（01）：370-375.

　　[4]马流辉.“脱嵌”的土地流转—实现机制与社会效应[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37（05）：159-165.

　　作者：郑雯雪 张维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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