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音乐风格与他的性格(3)

　　时间的轮盘终于转到了约翰•塞巴斯蒂安• 巴赫这一代，他获得了祖辈好几代人留下的优良音乐基因，更结合自己对音乐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努力，理所当然成为巴赫家族最伟大的音乐家，铸就非凡的音乐成就。他一生中不仅在好几个宫廷、教堂中担任过管风琴师、乐师甚至乐长，他的作品也成为了流芳百世的音乐杰作。人们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从维特巴赫到约翰• 塞巴斯蒂安• 巴赫之间的几十名家族成员中，就有27人曾担任过合唱指挥、管风琴师、乐师或宫廷乐师等音乐职位，以上提到的不过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罢了。

　　巴赫十分珍惜巴氏家族已经取得的艺术成就，他整理祖先的音乐作品，其实这项工作在他的父亲安布罗西乌斯在世时就开始进行，他们把音乐作品以选辑的方式加以组织，然后再由儿孙们加以完善。这部珍贵的历史资料集被称之为“老巴赫档案”，由埃曼努埃尔保管，这部作品集包括20种不同的作品，其中宗教清唱剧占了大部分，反映了巴赫家族深厚的宗教底蕴。

　　巴赫是一位非常家庭化的人物，除了音乐之外，家庭、婚姻及子女是他最大的精神寄托。他重视家庭聚会，音乐在这样的场合自然是唯一的消遣。

　　不仅如此，巴赫还利用自己的创作才能积极地对孩子们进行音乐教育和引导，孩子们也因为能时常近距离地接触巴赫的作品，而潜移默化地汲取了父亲的创作养料。大儿子弗里德曼9岁时，巴赫就编写了一本名为《钢琴小曲集》的教材供儿子使用，其《创意曲》中也有很多为教育弗里德曼而编写的曲子。后来他又先后为弗里德曼和最小的儿子克里斯蒂安创作了《平均律钢琴曲集》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可见巴赫非常重视对其子女的教育问题，这也是巴氏家族音乐血脉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巴赫的叔父约翰•克里斯多夫是他父亲约翰•安布罗西乌斯的孪生兄弟，曾任阿恩斯塔的宫廷乐师。叔父对巴赫人生观的影响极大，他认为，提高家族地位，小孩子无论如何都应该完成大学教育。而巴赫年轻时，因为选择了音乐演奏家的道路，放弃了进大学攻读法律及神学的机会，与大学教育失之交臂是他一生的遗憾。正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这个遗憾，巴赫坚持让孩子们必须进入大学学习，1723年巴赫38岁时，基于对孩子能接受更好教育的考虑，他毅然选择离开薪职丰厚的科腾宫廷，来到莱比锡，因为这里是一个商业繁荣、文化多元的大城市，更拥有历史悠久、学风严谨、驰名的大学——莱比锡大学。事实证明，巴赫的付出没有白费，他的大儿子在莱比锡大学攻读4年的数学、哲学和法律;二儿子更是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学习了7年的法律。这些学习看似与音乐无关，却无形中拓宽了孩子们认知的半径和创作思路，为他们后来成为音乐家奠定了知识的基础。

　　四、巴赫的第四个性格标签：神秘的数字音乐家

　　有人说，巴赫是音乐世界的达芬奇，因为在他的音乐中蕴含太多的未解之谜。前不久我曾听到过一个介绍巴洛克音乐的讲座，主讲人以巴赫的小提琴组曲为例，先后分别播放了两段音乐旋律，第一段就是人们通常能听到的独奏旋律，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而当第二段旋律响起时，不由让人吃惊，原来在原有小提琴独奏旋律完全不变的基础上叠加了一段优美的巴洛克时期的宗教歌曲，女声娓娓唱出的美妙旋律及古老的唱词竟与小提琴旋律相辅相成，高度结合。瞬间，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变成了一首器乐与声乐的二重奏。据说，这是巴赫研究者较新的发现。那首歌曲早就存在，它的密码就隐藏在小提琴曲的某处，然后根据一定的数字信息在经文歌集中对应的页码里找到与之相配的经文歌。可以相信，巴赫采取这样的方式进行创作绝非偶然，他在用一种独特的方式留给后世音乐家巨大的探知空间。

　　相传在巴赫50岁时，曾亲手编辑一本名为《巴赫音乐世家之起源》的编年史。当中他列举出53位男性家族成员的名字，而于该年出生的小儿子约翰•克里斯蒂安，则正好被排在第50位上，这个数字与他的年龄恰巧一致，着实让巴赫高兴了一番，可见巴赫一直是一位倾心“数字”的音乐家。

　　1747年，62岁的巴赫被选入由德国音乐学家、外科医生兼数学家米兹勒创办的“音乐科学协会”。只有像亨德尔、泰雷曼这样大名鼎鼎的音乐家才有资格被批准入会。在那里，巴赫拥有自己的肖像画，使用自己独有的徽章，据说这个徽章是他亲自设计的，表面看似一幅对称匀称的皇室图标，可线条纹理间却隐藏了他姓名的开头字母“J•S•B”以及与他名字对应的数字(下文中会有提到)，这些“信息”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完美与和谐，更富有神秘感，使人过目难忘。

　　其实巴赫创作风格中带有的神秘“数字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巴赫在音乐中非常重视数字的象征意义。最经典的例子是他在《马太受难曲》第九分曲中，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对12个门徒说有一个人要出卖他时，歌词“主啊，是我吗?”在合唱各声部中重复了11次，每一次出现都暗喻一个门徒在说话，而那个没有出声的门徒则正是背叛了耶稣的犹大。人们还发现，他的许多作品都是3或3的倍数，如3首《小提琴组曲》及3首《小提琴奏鸣曲》，6首《大提琴组曲》，6首《法国组曲》，6首《英国组曲》，6首《勃兰登堡协奏曲》，15首《创意曲》，《哥德堡变奏曲》的30个变奏等，以此来象征“神圣三一”(即圣父、圣子、圣灵)，借数字的寓意，向上帝致敬。其二，他在创作中还经常使用数代字母，即用1—24的数字分别代表从“A”到“Z”的26个英文字母，其中“I”和“J”共用数字9，“U”和“V”共用数字20。这样，巴赫的名字“BACH”这4个字母所代表的数字就是2(B)+1(A)+3(C)+8(H)等于14，他的全名J• S• BACH就是9(J)+18(S)+14(BACH)等于41。巴赫在他最后一部巨著《赋格的艺术》中就曾用14和41这两个数字代表自己。在这部作品的最后一首(即第19首)赋格中，巴赫用了自己姓的字母B-A-C-H所代表的音(即降Si. LA. DO.Si)作为乐曲的第三主题后便与世长辞了，因此这首赋格在239小节处戛然而止。相传巴赫在床榻弥留之际曾口述一首管风琴众赞歌《而今我走向主的宝座前》(Vor dEinen Thron tret ich hier mit)紧接于第19曲后，这首歌的高音部是以众赞歌《当我们最需要主的时候》(Wenn Wir in hoechsten Noethen SEIn)为基础写成的。它的第一句就有14个音符，而全部旋律(共4句)恰好使用了41个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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