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艺术论文中国主流电影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建构(2)

我们的民族电影业无论在投资动机、运作方式、赢利模式、美学风格方面存在着怎样的差异，都应当倡导、敬守、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价值观念，把文化精神的承传作为不同电影形态的共同使命。电影的不同形态，只是在功能上各有侧重，而并不能够在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上相互对立，不能把电影不同形态的划分原则视为划分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依据。对民族情感的伤害，对国家形象的嘲讽，对正义精神的亵渎，对性别差异的歧视，在任何一种电影中都应当受到限制、受到禁止;无端的暴力、变态的性爱、扭曲的人性在任何一种电影中都应当受到唾弃、受到指责。不能因为是所谓的艺术电影，就可以在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口号下，肆意扩大对社会生活的负面表现，把人的现实境遇描写得暗无天日，好像电影拍得越黑暗，作品的思想内容越深刻;也不能因为是所谓的主旋律电影，就可以漠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是非，掩盖正义与邪恶的尖锐冲突，把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平面化、简单化;更不能因为是商业电影，就可以赞美邪恶、颠倒黑白、混淆荣辱，用自然界的“丛林法则”取代人类历史发展的正义法则。　相对于印刷时代来说，现代人对文化的承传与认同，更多是通过影像语言来完成的。我们现在读解一种影像的符号系统，实际上就是在体验、理解一种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系统。如果我们希望世界了解中国，我们就不可能不注重影像在文化传播中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我们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对于人类基本伦理道德的信守、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都不能够离开影像媒介，特别是不能离开具有广泛覆盖空间与巨大受众群体的主流电影。为此，主流电影应当在不同的叙事形态中建立一种共通、共享的文化核心价值观，所谓共通、共享就是在不同的电影类型、不同的表现题材、不同的叙事风格中确认一种普遍认同的文化核心价值，即在发扬艺术创作个性风格、尊重艺术创作审美规律的同时，弘扬共有的文化核心价值观念。进而言之，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不同的电影类型、不同的故事题材、不同的叙事风格，不应当成为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的准入证。我们应当把和谐、仁爱、孝敬、忠诚作为核心的文化观念来整合不同艺术作品的精神图景，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成为支撑不同叙事形态的共同根基，并且在此基础上升华出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观念。把过去那种凸现在艺术作品中的政治理念，推延到艺术作品的文化背景之后，使观众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文化核心价值的确认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而不是把一个政治的理念置放在整个艺术作品的“前页”进行昭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更不应当成为一种标签贴在艺术作品的表层形态上。

文化核心价值观应当成为一种“内置于”艺术作品的叙事情节而不是在叙事情节之外的精神旨义，它应当成为支撑艺术作品故事内容的文化根基。观众通过艺术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直接感触到的是一种感性的、直观的力量，在这种艺术形象的基本精神图景中感悟、理解出的是关于人性的、道德的、伦理的文化内容，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政策的内容。使观众认同电影的文化的存在方式是十分重要的。

信守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并不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我们传统文化的经典内容，同时也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与现代文明的一次历史性对接，使我们的电影体现出一种古今合一、中西融汇的文化取向

不论是世界电影的历史发展还是中国电影的现实境遇都证明，我们不宜在电影文化的层面上过多地强调所谓民族的差异性。电影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在全球化的历史境遇中，特别是在中国电影越来越依靠海外市场来支撑其国际化生存发展的格局下，一味地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差异，会强化不同文化之间的分歧，乃至抗衡、冲突，起码会加剧不同文化之间原本存在的隔阂与对立，这样不利于中国电影产业的市场延展，不利于在一个更广阔的国际空间里弘扬与传播中国文化。所以，信守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并不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我们传统文化的经典内容，把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进行广泛传播，同时也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与现代文明的一次历史性对接，使我们的电影体现出一种古今合一、中西融汇的文化取向。影片《我的长征》在表现红军转危为安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再现了血火交汇的湘江之战等重大战役，而且把红军进入彝族区从阴森的铁牢拯救奴隶的情节置放在红军的万里征途中，这样红军既是威武之师、正义之师，同时也是仁义之师、拯救之师。他们所进行的革命就不只是一种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行动，而成为一种真正的为天下人民求解放、为所有百姓求平等的崇高的人道主义行为。这种叙事情节对于扩展中国电影的文化心理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确认电影是一种艺术商品、一种文化产业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在电影生产的各个环节，都能够按照市场化的规律来进行电影的创作。其实，不论是探讨两代人的感情隔膜，还是表现同代人的情感裂变，主流电影中所表述的叙事主题，都应当具备一种能够让观众所喜爱、所认同的文化母题。影片《云水谣》把一个拥抱着爱情梦想、厮守终生的动人故事，置放在两岸变迁的历史格局中，对中国式的言情电影与主旋律电影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整合，把过去那种单一的作为叙事题材的爱情影片，变成了一种可以兼容不同电影因素的叙事类型来处理;把电影历史叙述中的个人情感的主题与现实社会中的国家政治主题进行“交叉剪辑”。在电影叙事中，台湾政治动荡的风云、海峡两岸的历史藩篱是阻断华夏儿女美好爱情的重要因素，为此，消除两岸之间的重重壁垒，促成祖国统一的千秋大业，成为这部爱情电影中最为关键的潜台词。影片所讲述的中华民族的血脉联系、中华儿女的骨肉亲情，不仅成为支撑这部电影的情节基础，而且也成为消融两岸往日阴霾与岁月坚冰的一种感性力量。这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叙事策略不仅在文化层面上整合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而且作为一部由海峡两岸明星共同出演的主流电影，它的象征意义与叙事情节同样具有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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