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的理论危机与再造路径

在中国近10年来的美学研究中，生态美学无疑是最富号召力也最具理论创获的。这一学科分支之于中国当代美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对当代社会广泛关注的生态问题做出了及时的理论回应，而且也在于美学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漫长的沉寂之后，藉此找到了新的理论增长点。曾繁仁先生2009年在《论我国新时期生态美学的产生和发展》一文中，曾对其理论贡献和未来发展有详细的总结和展望[1]，兹不赘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最近几年，这项研究虽然因主导者的强力提倡仍维持着表面的繁荣，但理论上已疲态渐显，并呈现出落潮迹象。比如，2009年12月，由苏州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精神生态通讯》正式停刊。鲁枢元先生在《终刊致辞》中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世上万物，有生就有死，也是生态规律，这份讲生态的刊物也不能例外。"[2]《精神生态通讯》的停刊可能有诸多原因，但对生态美学而言，却未必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警讯。近年来，除了生态存在论美学外，国内真正富有创见并有实践价值的生态美学理论并没有形成，更缺乏严肃的争鸣为这一领域增添活力或磨砺理论锐气。与此一致，许多当初曾参与生态美学研究的学者，纷纷转向相关学科，如环境美学或景观美学。这种种现象不能不使人对此项研究的"可持续性"产生深深的疑虑。

那么，生态美学内部潜隐的危机是什么?或者说，什么将会是生态美学难以逃脱的"有生就有死"的"生态规律"?下面，我将提出一些问题，并借此为这一学科的发展昭示出新的领域和新的路径。

一、生态美学的首创与中西之异

与新时期以来大多数美学流派直接来自于对西方的译介不同，生态美学在中国的发展，体现了更强的原创性。关于这种原创，曾繁仁先生曾在2003年的一本著作中指出："从我们目前所能掌握到的材料来看，迄今为止(2003年3月——引者)未见有国外的学者论述生态美学的专著与专文。生态美学这一理论问题是我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涉及的。此后逐步引起较多关注，2000年以来有更多的论著出版和发表"。[3]15至2007年，汝信先生在为曾繁仁的新著《转型期的中国美学》所作的序言中说的更直接，如其中所言："我以为生态美学的提出是我国学术界的首创，正好弥补了生态研究的一个空白，无论是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4]7。近年来，随着国内生态美学在历史文献方面的深度开掘，这种"首创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冲击。比如，对于西方生态美学理论的译介，目前学界公认的第一篇文章是俄罗斯学者H·B·曼科夫斯卡娅的《国外生态美学》。此文1992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外社会科学》杂志，译者为由之①，对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美学研究的历史流源和理论进展进行了详细介绍。与此比较，国内的生态美学研究，最早刊出的文章是佘正荣1994年的《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5]，以及当年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6]。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到底是俄国人还是中国人更接近时间上的"首创"。更为致命的是，曼科夫斯卡娅的文章是对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美学研究状况的介绍，这证明在这位俄罗斯学者之前，这一学科在西方有着更为深广的理论背景。至此，所谓的生态美学首创论，其闭门造车的性质也就不言自明了。但同时必须注意的是，根据上引佘、李的论文，甚至根据90年代以来国内生态美学研究对西方文献的征引情况，由之翻译的这篇《国外生态美学》又确实没有形成什么影响。也就是说，中国学者介入生态美学研究，并没有从曼科夫斯卡娅的文章中获得灵感，更没有通过这位俄罗斯学者的介绍，与20世纪西方生态美学研究的理论传统形成有效的对接。相反的情况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生态美学研究，除了从西方现代生态学甚至物理学直接汲取营养外，常常提到的一本著作是德国学者汉斯·萨克塞的《生态哲学》。此书1991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其中的反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是当时国内学者经常引用并阐发的对象。从这种情况不难看出，上面所谓的"首创论"又是有一定根据的，即：它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一是中西学术信息沟通不畅，使其因无历史而表现出原发性;二是中国学者从当代生态哲学直接演绎出的生态美学，与西方生态美学的历史传统存在相异性;三是中国学者关于生态美学的早期讨论有自己的理论背景，如对"自然人化"的反省，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借重等。这种独特的背景，使中国当代的生态美学研究存在着与西方迥然相异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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