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文学之电影《南京!南京!》独特的形象视角

　　电影文学之电影《南京!南京!》独特的形象视角 推荐本站最受推崇的电影期刊：《电影文学》创刊于1958年，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旗下的刊物之一。创刊近50年来，依托长影的人才资源与品牌优势，发表了大量的影视文学剧本及影视学术作品，在全国广有影响。

　　摘 要 抗日题材电影是中华民族记忆里的一面镜子，也是透视民族心理变化的一个窗口。《南京!南京!》(简称《南京》)打破了传统的日本士兵形象，从他者形象的视角来观照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这样的做法突破了“鬼子”套话，但是转向迎合西方“英雄主义”价值观，可以间接反映中国社会的心理倾向和价值评判。

　　关键词 电影文学,南京大屠杀,他者形象,社会集体想象物,“鬼子”套话,英雄主义

　　一、 他者形象

　　“他者”和“自我”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一方面，通过选择和确立他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确定和认识自我，另一方面，其中隐含的自我中心主义有着严重的缺陷或弊端。狄泽林克曾说：“每一种他者形象形成的同时伴随着自我形象的形成。” 任何的艺术创造都难以摆脱本国文化主义中心的立场。作为“他者”的日本士兵形象塑造的偏好可以体现本民族对于某种价值观念或情感的崇尚。

　　二、 角色分析

　　导演陆川的镜头下，角川正雄(以下简称“角川”)的形象近乎“完美”：因为误杀了藏在教堂的柜子里的中国人深感愧疚;洁身自好，对慰安妇百合子的感情真挚纯净;枪杀姜淑云，是为了使她免遭凌辱;影片结尾，放走两个中国士兵，以自杀完成灵魂的救赎……

　　我国传统的抗日电影中，日本“鬼子”总是以凶残成性、愚蠢贪婪的“套话”形象出现在电影，例如早期抗日电影《地道战》、《地雷战》。这种“妖魔化”“脸谱化”的日本兵形象深入人心，但免不了过分夸张或歪曲日本士兵形象。

　　然而，《南京》突破了传统的日本士兵形象，塑造了一个人性未泯的日本士兵，与传统的抗日电影反差巨大。但实际上，日本士兵的骨子里“流淌着中国人的血”，这是导演在较少的历史可考资料加入大量想象和内心体验塑造而成的“陆川化”日本士兵。这样的形象塑造侮辱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本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自杀的士兵数不胜数，但基本都是因为失败而自杀，很少人会因为良心谴责而自杀，角川的做法太不“武士道”了。

　　角川在本质上和历史上是虚假的，并不能表明几百万的侵华日军中不存在这样的个例，而是说这样的个例不能作为日军的缩影出现在历史题材的电影中。这只会让人们在观看电影后对真相感到疑惑或者产生误读，而不是更接近历史本质

　　三、 中国与日本

　　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当我们研究具体作品时，需要多掌握作家创作的那个年代整个社会对异国的看法，也就是勾勒出“社会集体想象物”。中日两国一直处于微妙的关系之中，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国人对日本侵华的指责声仍不绝于耳。

　　钱钟书曾经讨论过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认为可以分为三类：文学复制、或逃避、或批评生活。”3我认为，《南京》属于第二类。导演陆川为了逃避中国社会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一恶性事件看法，在主体情节中减少了很多对日军恶行的描写。虽然影片中也有处决战俘的情景，但这种屠杀更像是中国军人顽强抵抗的必然结果;至于惨烈至极的杀人比赛“百人斩”更是只字不提;没有全景式的重现大屠杀的始末，而是将南京大屠杀中的被害者数字化。

　　我们可以从导演的角度进行电影外部研究分析。

　　首先，陆川曾有在军校学习四年的经历，对于战争有很多独立的看法，由憎恨变成了反战。再次，陆川认为“双方不管谁先发动战争，应该站在平等的角度来看，不平等就阻碍了理解人性”。最后，陆川急于突破传统抗日题材的樊笼，想通过电影向世界展示中国对这场战争态度的转变：我们不再从受害者的角度批评控诉侵略者，而是能从历史的伤痛中康复，体验人性与战争之间的冲突。

　　这样的作品对于集体想象的反作用表现得最强烈。电影本身不仅折射出导演创作时的情感、想象和心理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折射出当下中国文化处于国际弱势时，中国电影做出的选择。所以，下面将阐述影响《南京》构建人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以及它折射出的思想倾向。

　　四、 中国与美国

　　“第三世界总是被描写成传统的、农业的、附属的，与此相对应的是现代的、工业化的和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方。而这种描写背后隐藏的是文明与野蛮、成熟和幼稚的尖锐对立。”由此观之，我们可以从“自我”和“他者”之间发现隐藏着的等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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