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文投稿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宪法之维(2)

(3)建立应被告请求的原告诉讼担保制度。由被告提出申请，法院对申请进行审查，以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在原被告之间取得平衡。

检察监督制度的宪法依据。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以此为依据，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就必须强化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细化有关检察监督的权力与地位、监督方式等规定，以改变长期以来检察监督权力不明、地位不清的弊端。

这方面的修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扩大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范围，对作为检察监督对象的民事审判活动做广义解释，将督促程序和公示催告程序纳入审判活动范围;此外，还应将确有错误的裁定纳入抗诉范围，包括：不予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裁定、管辖权异议的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终结诉讼的裁定等。(2)将诉讼实践中一些突出的裁判不公的情况列入再审事由，2007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原概括性规定加以明确化、具体化，并将申请再审事由与抗诉事由一致起来。抗诉事由的细化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和申请抗诉的权利，也使得检察机关的抗诉工作更具可操作性。应列入再审事由的情况包括：一是原判决、裁定采信的鉴定结论的鉴定依据错误、程序违法或鉴定机构、鉴定人员不具备鉴定资格的情况;二是就同一诉讼标的存在相互矛盾的生效判决、裁定的情形。(3)将调解书纳入抗诉范围。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调解协议的内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利益的。(4)增加检察意见等监督方式。鉴于检察意见已经成为检察机关监督同级法院民事审判活动行之有效的方式，有助于缩短办案期限，提高监督效率，因此有必要在民诉法中将这种同级检察监督的方式确定下来。(5)强化检察监督手段，并赋予检察机关以调查权。根据检察机关履行诉讼监督职能的需要，以下情形中应赋予检察机关调查权：一是如果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可能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应当有权进行相关的调查核实;二是审判权是否依法行使是人民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基本内容，对于人民法院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检察机关应当有权进行相关的调查核实。

审级制度与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

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小额诉讼程序，有助于小额民事案件能够简便、迅速和经济地解决。现代小额诉讼程序具有适用范围窄、程序简约、调解与审判一体化以及按照常识化运作等特点。因此，将小额诉讼程序纳入民事诉讼法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然而，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也存在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还是两审终审;二是将小额诉讼程序纳入简易程序，还是将其与简易程序相并列。

对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从合宪性角度看小额诉讼程序以采用两审终审为宜，如果不适用两审终审不允许当事人上诉，则与宪法确定的诉讼程序实行两审终审制相违背。从世界各国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和实践经验看，设置这一程序的基本目的在于降低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以便更为迅速、简捷地解决纠纷，同时又由于小额诉讼所涉及的纠纷本身大多是诉讼标的金额较小，案件事实清楚、简单的案件。所以为了与这种程序设置的立法目标相一致，充分贯彻小额诉讼程序的简速性和效率性，各国在有关小额诉讼救济程序的规定上，都是以限制救济为设置救济程序的原则。而限制救济主要体现在对上诉的限制上，例如，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377条规定：“对于小额诉讼的终局判决，不得提起控诉。”只可以向作出判决的法院提出异议申请。如果异议准许，诉讼将恢复到口头辩论终结前的程度，不仅如此，在第二审程序中，当事人不可以进行诉之变更、追加和提起反诉，也不可以提出新的攻击和防御方法。

美国大多数州小额诉讼程序也有类似的规定。

我国宪法有关两审终审制的规定，决定了设置小额诉讼程序必须要采取合理限制救济的措施，亦即只有双方当事人合意放弃上诉的才可以实行一审终审，否则仍要允许当事人提出上诉救济。这既是合宪性的考量，同时也是基于我国民事诉讼现状的考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允许针对小额诉讼程序裁判提起上诉也极有可能将更多的上诉救济请求推向再审程序。与其让再审程序代替二审程序成为解决小额诉讼程序缺陷造成的错误，莫不如实行小额诉讼程序的两审制。这也就相应地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既然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都实行两审终审制，那么在程序特性方面便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因此，将其作为简易程序的组成部分便是合理的立法选择。

证据失权制度的合宪性。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设计及适用同样需要宪法的指引和规范。我们知道，诉讼法往往被比喻为“被适用的宪法”，就是表明了其与宪法的紧密联系。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过程中，宪法对民事诉讼法具有重大的指导性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教训是，2001年12月21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当事人举证的期限、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做出了明确规定，从而正式确立了我国民事证据失权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在实施中却遇到了重重阻力，突出表现为，由于缺乏宪法和法院组织法层面的保障，又无必要辅助配套措施跟进，一些法院和法官对适用证据失权没有足够的信心，使这个制度难以起到固定证据的作用，逾期证据的失权导致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背离使得当事人长期上访、缠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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