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sci论文发表之伯林式自由的界线(5)

　　从十七到十九世纪，欧洲的很多国家都对国民发表社会政治观点作出一些限制，所以马克思才会写出关于德国报刊检查制度的那段著名的话。密尔也针对当时英国的情况说，政府的这种限制性政策，会疏离政府和国民的关系，减低政府和国民的合作，不利于国民对政府的监督，不利于制定出社会效应最好的政策。他分析说，政府要制定出社会效应最好的政策，就应该让国民充分发表意见。因为政府的观点可能不全面，需要其他人的智慧进行补充;几种角度不同的观点交汇讨论更有利于指定出好的政策;即使政府的观点十分正确，让大家把意见都发表出来然后一一辩明，也会更有利于国民对政策的理解和接受(Mill,1975)。所以他主张在社会政治观点的表达上，政府应采取宽松的态度。

　　总之，我们不能笼统地说要不要言论自由，而要做具体的分析。在本书开始的地方我们说，制定社会规范的标准是：博弈各方的利益最大化。斯坎隆在《表达的自由和表达的种类》一文中说(Scanlon,1979)，我们要判断政府、社会是否要保护一种言论自由时，关键看这种言论自由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效应。当一种行为、言论成为权利时，一定是因为大家看清了：这种权利对社会大众利大于弊;而如果某种言论对于大家弊大于利，则不应成为伯林式自由。作为一个功利主义者，密尔也不认为言论自由具有抽象的、绝对的价值，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得到保护。他认为必须要从社会功利性、人们的长远利益、道德性等方面出发，来确定哪些言论必须保护、哪些不能保护。

　　参考文献：

　　1. Jone Stuart Mill, , from Three Essays by J.S.Mill. Copyright © 197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Joel Feinberg, , Copyright © 197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

　　3. Thomas M.Scanlon, ,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w Review, 40(1979): 519~550.

　　4. F.A.Hayek, ,Copyright © 196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nd Routledge & Kegan 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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