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期刊投稿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中的经济和非经济手段(4)

为了应对中国发展模式带来的挑战，美国采取了两面下手的对策。一方面，美国不遗余力地维护“华盛顿共识”的合法性。其实，美国国内从来不缺少对美国发展模式的溢美之词，从冷战结束之初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历史的终结”〔32〕到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告美国代表了“国家成功的惟一可持续的模式”，〔33〕都显示了美国对自身模式的高度自负。此外，美国还以同样的自负对外推行自己的模式。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一项有关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报告就显示出了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的傲慢和自负。报告首先承认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经济处方的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表现乏善可陈，但是报告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新自由主义方案有问题，而是拉美地区接受“华盛顿共识”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34〕由此可见，美国全力维护自身模式的合法性，甚至不惜扭曲事实为“华盛顿共识”的教条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从话语上贬损中国的发展模式来应对挑战。第一个表现是指责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违背自由贸易精神，不遵守规则，实行以邻为壑、自私自利的“重商主义”政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被推为美国对日政策“修正主义流派”教父的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将当年针对日本的指控直接套用在中国头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华贸易问题不是一个贸易问题，而是‘制度摩擦’的一种表现……中国的发展战略大量借鉴了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验，其秘诀之一是对资本主义的规则进行变通，利用规则实现国家财富和权力。”〔35〕可以说，“重商主义”的标签被贴到了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各个领域。2012年2月底，华盛顿智库“信息科技与创新基金会”发布一份题为《够了：对抗中国的创新重商主义》的报告，报告称中国施行重商主义的规模“史无前例”，指责中国利用汇率操纵、补贴、关税、强制性技术申请、出口限制、标准设置和其他政策等来为各行业的公司———尤其先进科技产品和服务领域———获取“绝对优势”。〔36〕

与“重商主义”指控相关的另一个话语诋毁的表现是给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经济活动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2011年6月上旬国务卿希拉里访问东非国家期间，就指出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没有遵循国际准则，并警告非洲国家警惕“新殖民主义”。〔37〕美国对中国非洲政策的攻讦集中体现在前几年的苏丹达尔富尔危机期间。美国极力抢占国际话语的道德高地，不惜贬损中国，将中国描绘成为一个为了石油利益而支持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地区施行“种族灭绝”的国家。〔38〕

此外，美国还到处传播中国经济发展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各种“威胁”，包括“就业威胁”———中国廉价产品涌入各国造成当地就业流失;“健康威胁”———中国的劣质产品危害外国用户的健康;“能源威胁”———中国为了点燃本国的经济引擎会用完全世界的能源;〔39〕以及“环境威胁”或“绿色威胁”———中国的经济活动造成各种全球环境问题，是“地球的毁灭者”。

体系建构者的特权

可以看出，美国在其对华经济政策中不仅动用了包括进口限制、出口扩张和汇率在内的经济武器，还使用了众多的非经济手段。从体系层面考察，美国这种政策组合主要可以归因于两点。第一，美国看待国际经济关系尤其是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关系时主要是透过现实主义的视角，强调经济力量对国家实力的决定作用，并且在经济交往中更加关注相对收益(relativegains)。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Waltz)论述了物质实力对一国国际地位的决定性作用：“一国的国际地位通常随其物质资源的增长而提升。拥有大国经济实力的国家最终都变成了强国，不管他们自己愿意与否。”〔41〕

正因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经济关系是国家间实力竞争最为重要和基础的部分，他们认为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崛起必将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强国，因此将中国经济上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经济地位的威胁。出于这种认识，美方自然会动用各种手段应对这一威胁，延迟中国的崛起。

第二，美国在现行国际关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美国不仅承担了构建和维护现有体系的责任，而且还享有以体系构建者的身份优势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崛起大国进行打压遏制、推卸责任和话语诋毁的特权。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在建构国际经济活动的目的和主要规则方面起主导作用”。〔42〕作为二战后的超级大国，美国主导建立了一个全球范围内以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对这一体系的维护和扩展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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