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的“以孝治天下”(4)
应当指出，在《七经》中，汉代统治者最重视的只有两经，一是《公羊》，另一即是《孝经》。汉代“崇尚儒学”最流行的一句话是，假托孔子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22]对此，班固在《白虚通·义德论》中解释说：孔子“已作《春秋》，后作《孝经》，何欲?专制正于《孝经》也!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经》者，夫制作礼乐仁之本，圣人之德已备”。可见，《孝经》的地位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这里的《春秋》不是指《春秋经》，也不是指《春秋三传》，而是特指《公羊传》，汉初人经常用《春秋》做《公羊》的代名词。但《公羊传》只在汉初最盛，到石梁阁会议时，它便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谷梁传》也被立为经，平分了《公羊》的秋色，《公羊》也逐渐走向了暗淡。因此，汉代真正一直走红的只有《孝经》。
在汉代，与《五经》比，《孝经》是必读经。《五经》在原则上不要求“兼经”，即《五经》不必都通或一定要通两经以上，只要求通一经就行。《孝经》则是人人都要读，包括儿童和成人、男人和女人、文士和武夫，甚至包括外国留学生。如《汉书·匡张孔马传》载，匡衡曾上疏劝成帝“妃匹”说：“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后汉书·儒林列传》载：章帝时，“自期门羽林之士悉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其实，汉光武时期就曾令“虎贲士皆习《孝经》”;直到三国时，据《三国志·吴书·张顾诸葛步传》载：“权尝问韂尉严峻：‘宁念小时所闇书不?’峻因诵孝经‘仲尼居’。昭曰：‘严畯鄙生，臣请为陛下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咸以昭为知所诵。”可见《孝经》在汉代的普及程度。
汉代从中央到地方，都设“《孝经》师”，有时还搞研讨。如《汉书》：《平帝纪》载，“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并诏征天下通晓“《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昭帝纪》载，昭帝也诏曰：“《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
汉代上至国家，下至官员，用人都以《孝经》为参照系。如《续汉书·百官志》说：“汉制：以《孝经》试士”;《后汉书·百官》也说：“《孝经》师主监试经。”这是国家的用人政策。《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载：韩“延寿尝出，临上车，骑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议罚白。还至府门，门卒当车，愿有所言。延寿止车问之，卒曰：‘《孝经》曰：“资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驾，久驻未出，骑吏父来至府门，不敢入。骑吏闻之，趋走出谒，适会明府登车。以敬父而见罚，得毋亏大化乎?’延寿举手舆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过。’归舍，召见门卒。卒本诸生，闻延寿贤，无因自达，故代卒，延寿遂待用之。其纳善听谏，皆此类也。在东郡三岁，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最。”
汉人教育子女，不论是士大夫还是一般百姓，经常援引《孝经》。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临终前嘱咐司马迁要继承他的事业写《史记》时曾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扬名於後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23];《后汉书·仇览传》注引《谢承书》载：“元人羊凶恶不孝，其母诣览言元。览呼元，诮责元以子道，与一卷《孝经》，使诵读之。元深改悔，到母床下，谢罪曰：‘元少孤，为母所骄。谚曰：“孤犊触乳，骄子骂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于是元遂修孝道，后成佳士。”
更有趣的是：东汉末年张角起义，向栩担心兴兵扰民，便建议朝廷：“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当自灭”[24];又，宋枭为陇右刺史，患多寇叛，曾设想以《孝经》平叛，建议朝廷：“凉州寡於学术，故屡致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25]如今天较有影响的黄梅戏《天仙配》，原型就是汉代“董永遇仙”。董永为什么能遇仙呢?因为他“卖身葬父”，“孝感天地”。可见，《孝经》在汉代已植入了人们的信仰。
综上可见，汉代“崇尚儒学”，从根本上说，是“以孝治天下”。正确认识汉代的“以孝治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能使我们认清汉代“崇尚儒学”的实质，即主要不是《五经》，而是《七经》中的《孝经》。其次，它能使我们认清汉武帝时期政治变革的主要举措，就是确立了用人制度上的“举孝廉”，和下了解决同姓王分封制弊端的“推恩令”。第三，它能使我们认清汉代的“重孝”与后世“重孝”的根本区别，即汉代的“重孝”不是侧重于信仰和伦理道德，而是侧重于政治指导思想。第四，只有正确认识汉代的是“以孝治天下”，才能更好批判继承中国古代的“孝治”思想，进一步完善我们今天的“德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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