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评职论文发表世界历史进程形成的逻辑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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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和形成的逻辑进路

　　我们2020年要“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是人类历史性实践历经的第二种社会形态。根据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进程理论的一般性,工业文明上承农业文明,下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对应的社会形态就是“人类社会”———人类必将抵达的社会。

　　当今世界仍然有许多主体上处于农业文明阶段的国家,它们正在努力向工业文明国家迈进。有许多发达国家,它们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却没有进入生态文明社会,而是误入了消费社会。当代中国建设“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方向只能是生态文明的“人类社会”,面临着既要坚持“人类社会”最高目标,又要脚踏实地立足自己已有的前提。

　　根据世界历史,工业化的完成一般与过剩经济相联系。也就是,工业文明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属性建立在社会财富为交换价值或者资本的基础上。而当代中国的前提是:我们虽然在2000年就进入了过剩经济,进入了工业文明语境,但是,我们距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却相当遥远。“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工业文明时代生产“交换价值/资本”。马克思指出,在物的依赖性社会,“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

　　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4]。也就是说,工业文明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产品都是交换价值,任何个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品不依赖或者不是主要依赖自己劳动所得的产品,而是必须依赖自己劳动所得的产品先转化为交换价值,再转化为自己的生活消费品。

　　只有生活消费品不依赖自己劳动所得的产品,一切产品和活动才能转化为交换价值,社会化的全面的依赖才能形成。“民以食为天”,考察一种生产方式及个体生活是农业文明方式还是工业文明方式,尤其是要根据获取食品的方式是否直接来自自己生产的产品。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城镇人口6.66亿人,占49.68%;乡村人口6.74亿人,占50.32%。流动人口2.61亿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39 959 423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 426 652人。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农民工至少2.21亿,这里我们以2.21亿计算。

　　我们先考察49.68%的城镇化人口(显然,2012年52.6%的城镇人口较第六次人口普查又有所提升)。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农民工至少2.21亿。这2.21亿农民工虽然是城镇人口,但是,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显然不能完全由参与城市劳动所得的工资获取。甚至仅仅从劳动力价值考察,农民工的城市劳动收入远远低于劳动力价值。

　　根据劳动力价值理论,劳动力有三个组成部分:维持劳动者自己的生活费用、维持劳动者需要抚养的人的生活费用、劳动者自己的教育和培训费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以上三项的计算标准当然要按照工作地标准。很明显,农民工不可能依赖自己的工资收入供养自己和需要抚养者在城市生活———住房、子女的教育、自己的培训、老人的看病和护理等。

　　所以,农民工不可能依赖城市的工资收入维持自己的城市生活,目前,他们不过是两栖者,农民身份才是他们在马克思社会形态三阶段理论中的位置,即他们主要还是处于农业文明时代。我们再来考察其他4.45亿城镇人口。因为城镇包含很多新城新镇。而新城新镇的人口并非都是依赖交换价值生活,有一部分人口仍然是直接依赖自己的劳动产品生活。最后,我们再来考察纯粹的6.74亿乡村人口,他们依赖农产品收入(包括家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活。

　　所以,尽管当代中国2000年就进入了过剩经济的情境,2012年人均GDP甚至高至6100美元,但是,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考察,当代中国农业文明生产方式、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生态文明生产方式并存(行政力量主导下的尝试),甚至大部分人口主要处于农业文明时代。不论是城镇化率还是人均GDP数值都不能真实表达我们在文明阶梯上的位置。我们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当代中国只能选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从“协和万邦”到“大一统治理模式”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和形成的逻辑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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