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评职论文发表世界历史进程形成的逻辑进路(2)
正如上文分析,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党史、国史,世情、国情、党情是我们的前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依据“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原理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到,西方先后形成了“分而治之”、“轮番而治”和“议会民主”的治理模式,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协和万邦”和“大一统”治理模式。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当代中国只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不同于西方政治治理模式源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份额的竞争和分配,这种对份额本身的竞争和分配的关注是短视的,往往忽略历史大趋势。中华民族的政治治理模式源于基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迥然不同的复杂生存环境。这个复杂生存环境要求具有把握历史趋势的能力、有为民的根本指标、有强有力的领导。而这也正是对当代中国选择、形成政治治理模式的根本要求。
当代中国,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来说,古代、近代、现代并存。从文明形态来说,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并存。从精神文化和价值信仰来说,多元文化、多种思潮、多样价值观念同时存在。从生存资源和人口状况来说,地稀人稠、资源紧张,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从国际环境来说,虽然和平和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竞争激烈。在这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只能选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第一,明辨历史方向,坚定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动摇。
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之后的历史阶段。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正如无神论是对宗教的扬弃一样。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的扬弃包括三个环节,即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和完成”、私有财产的否定和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或否定之否定,而共产主义“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虽然“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
相反,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的这三个阶段之后又讨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完全独立”两种形态,通过这两种形态,共产主义和无神论最终也将被扬弃,那时候“社会的人类”才能诞生,“人类社会”才能到来[5]。从过剩经济来看,当代中国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物质前提已经具备;从西方绝对过剩经济来说,“人类社会”的前提条件也已经开始慢慢地具备,中国道路的选择具有极其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从中国国情来说,生产能力尚不高,低于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为中介,利用多种手段发展生产能力,始终坚持目前阶段的最低纲领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最高纲领的统一,在生产力的现实的运动中,实现“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必须坚持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动摇。第二,以人民幸福为根本宗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人对自己的本质、对自己的生命的真正占有,是人向着“社会人”的真正复归,这就要求政治治理模式的选择、形成服从服务于人的这个历史性“旅程”的完成,必须以人民幸福为根本宗旨。
然而,究竟什么是幸福?全方位的物欲的满足是否就是幸福?马克思把生产分为物质生产、社会生产、政治生产和精神生产,那么,消费也就包括物质消费、社会消费、政治消费和精神消费,需要包括物质需要、社会需要、政治需要和精神需要,价值同样包括物质、社会、政治和精神四个层面。显然,物质层面的需求、消费和满足在价值排序上层次最低,精神层面的需求、消费和满足在价值排序上层次最高。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与社会合一,单独的政治层面的需求、消费和满足不复存在。
那么,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为物质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财富呈现为物质财富、社会财富和精神财富三个方面,精神财富成为最高的价值追求。“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就是幸福的人。
我们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推进的正是这样一条动态的不断地前进发展的路。第三,狠抓自身建设。“协和万邦”政治治理模式提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天”就是“民”,“民”就是“天”。“大一统”政治治理模式提出:“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水”就是“民”,“民”就是“水”。1939年10月,毛泽东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论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保证明辨历史方向和为民的宗旨。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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