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评职论文发表武汉是我国历史上商业发展的重要地理枢纽

　　摘要：英国着名历史学家哈?麦金德1904年1月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的着名演讲“历史的地理枢纽”中,站在人类历史和全球大格局的角度,提出俄罗斯地区一直以来是支配整个人类历史的地理枢纽,是人类历史地理上的“中心地带”。

　　借鉴这一理论和方法,我们可以说,武汉是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地理枢纽。这是当今武汉提出“复兴大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历史依据。复兴大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重新找回武汉在中国的位置。当前,需要在历史中发现武汉,寻找武汉复兴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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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枢纽地位内涵的层级累加

　　总体上看,武汉在中国历史上的地理枢纽地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和内涵,经历了一个层级累加、内涵日渐丰富的发展过程,最终形成军事枢纽、经济枢纽、行政枢纽和政治枢纽四大枢纽。早在3500多年前的商代,武汉就成为商朝南方军事重镇与经济中心。这是武汉城市文明的曙光,是武汉城市文明的源头。依托盘龙城,商朝得以对南方进行统治,得以掌控鄂东南铜矿资源及其开采运输。

　　以盘龙城为据点,以长江、汉水和江汉湖泊为纽带,商朝构建南北交通网,武汉成为商朝长江中游水路交通的中心枢纽。围绕盘龙城,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江汉平原为腹地的商文化圈。盘龙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整个长江流域最古老、最具规模和最成熟的城市。可以说,早在3500年前,武汉就是南方商文化圈的核心,是长江流域的中心,是国家南方军事枢纽。

　　战国时期,武汉成为沟通南北的重要商业枢纽。周室衰微,楚国兴起,成王时期“楚地千里”,武汉纳入楚国版图,武汉开始成为支撑楚国开疆辟土的战略后方基地。同时,武汉外围开始兴起一些城镇,依托鄂东南铜矿的开发,江河航运商船增加,武汉开始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楚国封于今鄂州一带的封君鄂君启所持金节表明,鄂君庞大的船队经商运营的水路达到4条,其中3条在武汉地区中转。《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都纪郢城繁盛时指出:“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云梦作为一个大的地域概念,其中就包括武汉。

　　秦汉时期,武汉经历一次短暂的沉寂之后,逐步奠定南方工商业枢纽地位。有秦一代,武汉陷入短暂的沉寂。司马迁《史记》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东汉时期,武汉地区前期成为蛮族流置之所,后期成为豪杰角逐之地。在民族融合和军事角逐进程中,武汉的全局战略地位不断提升。东汉前期,政府采取修生养息政策,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恢复。在手工业上突出发展铜器制造业和青瓷制造业,成为南方青铜中心、铸镜中心,成为青瓷主产区之一。东汉后期,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武汉所在荆州地区已经是“沃野千里,士民殷富”的发达地区。

　　北方和中原人口大量迁入长江上中游。武汉所在的荆州地区人口从西汉时期的359万增长到626万,占全国人口比例从6%提高到13%。到东汉后期,伴随汉江中下游的地质运动,逐渐形成河网纵横、湖泊星罗棋布的有利于商业发展的自然条件。武汉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汉江航运和商业,开始成为汉江商业中心,为武汉后来的“九省通衢”地位奠定基础。

　　三国时期,武汉成为三国争雄的战略枢纽,最终成为三国鼎立的临界点,此所谓三国兴汉。魏蜀吴三方势力在湖北地区犬牙交错,拉锯争夺包括武汉在内的江汉地区,急剧抬升武汉在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中指出:“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特别是孙权选择鄂州建都,试图“以武而昌”。武汉成为中原政权和长江下游政权控制驾驭长江中下游及整个东南地区的战略枢纽。东晋时期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第一个高潮,其间,南方获得长足发展,尤其以荆州、扬州两州为最,武汉地区隶属于荆州又比邻扬州,是中国南方发展的前沿地区。这时的武汉上通荆州,雍州(襄阳),控引秦梁,“粮运资储,听此气息”。

　　可见,此时的武汉已经不单纯是军事要邑,而是开始成为辐射服务四方的商贸市镇。东晋一代,自始至终存在因为上流方镇荆州的外重而引发的“荆扬之争”格局,其间,夏口、武昌再次发挥举足轻重的战略枢纽地位,以至于刘宋王朝采取“分荆置郢”之策。唐代,武汉成为“九省通衢”,成为中央王朝南方水上转运中心和朝廷经济命脉的枢纽。

　　唐代,武汉获得安定的发展环境,鄂州、汉阳两城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周边地区商业贸易快速发展,城乡人口迅速增加。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不宁,运河漕运中断,江淮租赋改道经鄂州、荆州、襄州北运,形成江汉漕运。江汉漕运有两条线路,一条是扬、宣、饶等地物资沿江集结后到鄂州,由汉水到襄州,二是先到江陵,北上襄州,再走均州、武关,经商山抵达京师。两者都以武汉为战略节点。德元年(公元756年)襄阳保卫战,保护了通过襄、汉经商州向京师输送“江淮粟帛”的交通运输线路,东南物资源源不断经过武汉补给北方,刺激了武汉以水上转运为特色的商业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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