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论文投稿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研究(2)

(四)文化心理性风险。现代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作为支撑。文化心理是指人们基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习惯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思想、价值观和心理现象等。社会文化心理会影响公众对政治民主化的支持力度，也会影响公众健全政治人格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的理性程度。文化心理性风险是指由于经济增长的短视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缺失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突等多重原因所造成的文化的混乱和心理的扭曲，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当今社会存在着一些不适应甚至阻碍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文化心理因素，主要表现为社会信任缺失、社会焦虑感加剧和社会隔阂加深等。?

二、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独特性

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除了具有风险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一些中国社会自身所独有的特性。?

(一)社会根源的特殊性。在西方早发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劳资关系和贫富差距是引发各种风险的重要根源。而在中国现阶段，社会风险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官民关系，其次是阶层结构。?

根源之一：官民关系。与其他国家民主化启动阶段的社会风险相比，中国现阶段因官民关系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较为突出，相当一部分的社会风险是由官民关系所导致的。据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全国28个省市130个区(市、县)进行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社会心态部分的数据显示，民众认为最容易产生矛盾、冲突的是干部和群众之间，其次是穷人与富人之间，其余的群体被选择的比例都很小[5]。再对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分析可发现，以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或权力机关为主要攻击对象的事件不断增多，如冲击派出所、焚烧警车、打伤民警、围攻党政机关办公所在地等。这些事件说明，在目前中国社会，“官”与“民”之间关系已出现了某种紧张状况。?

根源之二：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基础性、深层性的特征，它的公正程度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一个公正的社会结构至少具有两个明显特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惠互利。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精英阶层和庞大的底层社会。据有学者估算，全国中低收入阶层约占总人数的80%左右。在这种阶层结构的背后，便是“上层精英的社会资本可以互相交换，而下层群体则是一盘散沙，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被拉大，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型’，社会张力加大，十分脆弱”[6]。这就容易造成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缺乏互惠互利，出现上层精英结盟和底层群体弱势化的风险，由此民主化进程中潜伏着安全的隐患。

(二)风险的并发性和高发性。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风险之间互相影响，相互叠加，潜伏着巨大的并发危险性，若处理不当，某种社会风险一旦恶化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其他社会风险的全面爆发，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危机，造成社会的动荡。即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风险有时候就会演变成整体化的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冲击。如制度性风险带来贫富分化差距，造成阶层性风险加大，它们又阻碍着社会的组织化，导致社会不满和冲突的增多，并最终促使社会危机的爆发。近年来，我国相当一部分群体性突发事件就是多重社会风险共同演化爆发的结果。以安徽池州事件为例，一起普通人车碰撞事件，既无严重的身体伤害，也无严重的经济损失，却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社会风险的大量存在，导致社会风险演化成社会危机的比例较高。此外，我国存在社会规模庞大的因素，如人口基数大、人口高度密集等，增加了风险分摊难度;也有社会风险种类多、数量大的因素，使得社会危机存在更多的爆发可能性;还有双重社会转型的时空压缩效应，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各个时期的社会问题都同时出现，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危机的多发性。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7]。?

(三)风险的集聚性和基础性。从主体上看，社会风险涉入群体主要集聚在社会基础阶层群体，其他一些社会群体参与较少。作为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中的成员，由于获益最少、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因而其中的一些人作为当事人很容易卷入社会纠纷和冲突事件当中，而且是较大规模的卷入[8]。社会风险的集聚性与社会财富的集聚性成负相关，“社会财富在上层集聚，而社会风险在下层集聚”[9](p.36)。各种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表明，越来越多的社会基础阶层成员卷入群体性事件，特别是以“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居多，如下岗失业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等群体。?

从客体上看，社会风险大多集中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部位，即社会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生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而产生的，参与群体的需求主要是民生诉求而非政治诉求，如就业难、社会保障不足、收入差距拉大等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大多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公众认为最为严重的前五项分别是“物价上涨”(63.5%)、“看病难、看病贵”(42.1%)、“收入差距过大”(28%)、“就业失业”(26%)和“住房价格过高”(20.4%)，“养老保障”排第七位(17.7%)[10](p.24)。显然，这些基本民生问题对于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生存和发展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引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大。据公安部统计，群体性事件大多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因工资福利等基本生活费用引发的占总数的23.8%，因征地搬迁及补偿费等引发的占18.1%，因企业改制、兼并、破产等问题引发的占1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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