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工师论文发表政治哲学的永恒主题(2)
如果说古希腊人“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目的”是人类理性初露光芒,那么政治哲学近代化过程中逐步摆脱宗教信仰和等级制道德观影响、从而将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保护与保障作为政治哲学首要目标,则是人类理性的最终胜利,这一过程通过启蒙运动得以永久性地确定下来。启蒙运动具有不同的思想派别,这些不同派别共同拥有的观念就是,“启蒙运动思想家们都信仰人类理性的力量。人类可以通过这种力量来理解自身及其环境的真正本质。从根本上说,启蒙时期的理论框架是积极乐观的,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原动力。”康德谈到“什么是启蒙”的时候,认为启蒙是“一个把我们从‘不成熟’状态释放出来的过程”。所谓‘不成熟’,指的是一种我们的意志的特定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在需要运用理性的领域接受别人的权威”,或者换句话说,“不成熟状态”指的是“不要想,只是服从命令”,这是在军事规范、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中通常使用的形式。启蒙思想家们相信,人类凭借自己的理性,可以摆脱这种不成熟状态,不再接受他人的权威,“想”或者说人类理性的思考赋予人独立自主的精神。
与启蒙紧密相关的是个人权利和自由,因为人类的进步以体现和保障人类自由和个人权利作为评判标准。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启蒙运动把这一时期的政治哲学与注重秩序和等级的古代和中世纪政治哲学截然分开,与个人理性一样,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成为近代政治哲学最重要的特点。
当拥有个人自由和权利不可侵犯的政治哲学信条的人们进入政治领域的时候,政府对于他们而言虽然必不可少,但仅仅是为了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公民间正义的。要言之,政府存在的目的是对外维持独立与安全,对内维持秩序;而历经启蒙之后的近代社会,维持秩序不再能够以“不成熟状态时”每个人都“不要想,只是服从命令”的方式达成,再也不能以任何外在于个人的等级秩序或宗教秩序为基础从而达成社会稳定。在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不可侵犯的前提下,政府的统治必须拥有合法性基础,也就是说,启蒙时代之后政治社会中的人们一定会追问“凭什么你统治我”的问题,这是正义问题的一个方面。由此引申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公平问题。事实上不仅仅在启蒙时代之后,自古希腊时代开始的西方政治哲学即以探讨正义问题为首要要义。《理想国》即以苏格拉底等人探讨“什么是正义的生活”开篇,为了探讨个人正义,柏拉图在言辞中建构了理想城邦,探讨了“什么是正义的城邦”——这一做法与古典哲学家整体主义价值观相符,即城邦就是大写的人。中世纪政治哲学家也在探讨什么是正义,只不过一切均以《圣经》和基督教教义为基础。近代政治哲学对正义的探讨以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为基础,它所关注的问题与此前一切时代均有不同。
虽然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关注的首要的问题是构建社会秩序,但是正是西方政治哲学以人的理性为基础,探讨秩序建构和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从而达成社会正义的一面对中国近代政治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道德所极力强调的正是以等级制度建构的稳定政治秩序,儒家从家庭等级秩序到国家等级秩序的思想对中国政治具有最为强大的支配作用。
三、现代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引入:语境中的政治哲学研究
当西方思想进入中国的时候,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它在中国的境遇呈现以下几种特点:
1 以彻底反传统为开端。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初步认识是以“启蒙”这一关键词为起点的。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启蒙运动的发端。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阵地,把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结为落后的封建文化,主张为了民族生存而割裂民族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来造就全新的中华民族新文化。这与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之后激起的改革呼声和举措都有所不同: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改革是以拯救民族及其文化为宗旨,而新文化运动则在某种强烈刺激之下采取以激进方式拥抱西方文化的态度。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这与以人的理性为基础,高举科学与人权的启蒙价值完全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正如欧洲启蒙时代思想家们力图摆脱古代和中世纪政治哲学中等级和信仰因素一样,中国新文化运动努力做到的正是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划清界限。
2 以经济自由为第一要义。新文化运动的完全反传统思路在中国“文革”时期得到夸张而扭曲的附和。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中,无论知识界,还是普通大众,学术思想和人们的思维意识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长期占据人们的思想和生活空间之后的大解放中,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最为重大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人应当如何生活”,答案就是中国要走向现代化。16经历了“文革”带来的物质、精神全面压制之后,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方面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力;但80年代末的休止符被认为是思想过分自由、全盘西化的结果。当学术界热烈的思想争论被中断之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人们的自愿性选择一道(两者的力量均十分强大),将“发展生产力”作为基本国策,将中国推向急速市场经济化进程。工业革命和英国在近代世界帝国的确立使人确信:经济自由的力量堤无穷的。这样的经验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市场经济起到很大的刺激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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