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职称论文发表浅谈俄罗斯文学在美国(2)

　　亨利.詹姆斯曾有机会在巴黎与屠格涅夫相见晤谈,对他淳朴、自然、谦虚、温厚的性格推崇备至,发现自己起初对他用“贵族气质”这样的赞语显得愚蠢可笑,其实是他身上的“民主精神”让人感到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与托尔斯泰失和后,屠格涅夫仍写信给他,恳求这位“俄罗斯国土上的伟大作家”不要放弃写作,“快回到文学活动中来”,詹姆斯觉得,“这无疑是古往今来一个伟大的心灵向另一个伟大的心灵所吐露的最感人肺腑的言词”。詹姆斯认为,屠格涅夫是“小说家的小说家”,是诗人,他的作品除了美与真实外,还有深沉和忧郁这两个特色,其艺术影响异常珍贵,而且确立得根深蒂固。他后来撰写了长篇纪念文字《伊凡.屠格涅夫》,在一百一十年之后,我们今天仍可以在互联网上读到这篇情意深长的文章。

　　对托尔斯泰,美国作家们更是称赞不已,也羡慕不止。豪威尔斯几乎读了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深感托尔斯泰帮助他认识了自己,觉得这位俄国文豪虽住在十分遥远的地方,却是世界上他感到“最最亲切的人”,他的良知,他的威力,都“迫使你去深思、去体会迫切的重要问题”。

　　德莱塞年轻时在托尔斯泰的影响下开始写作生涯。他认为,托尔斯泰的伟大永垂不朽,但并不在于他的社会学说和道德学说,而是表现于他的长篇小说,其作品是真正的艺术创作,不仅真实地反映现实,而且具有巨大的感染力。他在《曙光》一文中写道:“他的作品在我眼前展现一幅又一幅的图画,它们的生命力使我非常震惊,非常赞赏,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当一个作家该有多妙。只要真能像托尔斯泰那样写作,迫使整个世界都听命于你的文字!”

　　海明威最爱托尔斯泰描写战争的书——《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和《战争与和平》。他说,战争是文学中最重大的主题之一,托尔斯泰当过兵,亲身经历过战争,所以描写战争的作品,就“没有比托尔斯泰的作品更好的了”。他在《战争的人们》序言中写道:“我爱《战争与和平》,爱它对战争和人的绝妙的、深刻的、真实的描写。”但他又坦率直言,他没有相信过“这位伟大的伯爵的议论”,不喜欢他的“沉闷的、救世主式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和议论并不见得比那些福音传教士式的历史教授高明。

　　赫德林.加兰则十分尊敬作为“改革家”的托尔斯泰。他写道, 他重读托尔斯泰的论文,觉得它们惊人的朴素、真诚,而且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有最为直接的关系,这些论文“在我脑海里重现了一幅又一幅鲜明的图画,我仿佛看见这位‘俄国苏格拉底’扶犁耕地,或是手持做皮靴的锥子坐着——因为他渴望他的生活符合他的改造社会、使社会公正的学说”。

　　威廉.萨洛在《天才》一文中写道:“我所认识的美国人,只要他们一般读点什么的话,那一定读过托尔斯泰的书,而且会继续读并继续喜爱他的书——他的卓越的长篇小说,出色的短篇小说, 他的哲学论文(这些论文常常有点古怪,但仍然非常重要,因为它们都是他为真理、正义和人类尊严而坚决斗争的证明)、他的日记、书信以及关于他的论着。我所认识的美国人都尊敬托尔斯泰,把他看作自己的朋友,看作一位贤明的,有时有点怪诞而严厉,但总是为爱而激动的老人。他的天才是在一位强有力的巨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全人类的天才;他大概也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凡使天涯海角的人感到痛心的事也都使他深感痛心。”

　　诺曼.梅勒至死一直遗憾自己没有写出一部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那样的史诗作品,一部“把社会与个体、公众与私人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的托尔斯泰式的杰作”,尽管他自己一生写了十多部题材广泛的长篇巨着。二○○七年逝世前不久,他还认为“至今尚无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即使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和福克纳也没能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执于掌中,却使之缩小成为细微的局部,因为美国今天的生活方式已使美国小说家们不能像十九世纪俄国作家那样从根本上领悟世界。他感叹道:“文学失败了。事情都让电影、电视去做了。大众的觉悟和国家的文化都陷入了泥淖。”

　　关于契诃夫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笔者已在《契诃夫在美国》一文中作了介绍,此处不再重述,而只想用一句话加以概括:许多美国作家认为契诃夫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剧作家之一,因其先进的世界观,他又是一个可以代表当今时代的人。

　　美国人持续的“俄罗斯文学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冷却了下来。敌对意识形态使美国与苏联成了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连在文学艺术上也互相蔑视、戒忌,甚少交流往来,也就很少有俄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当代俄国作家,除了《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以外,年轻的美国人似乎就不知道还有谁了。

　　苏联解体后的九十年代,也即所谓“苏联后早期”,俄国文坛充斥慌乱、迷惘、盲从现象,写作上商业化气息十分浓重,自然出不了好作家、好作品,世界各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因此而感到忧虑、失望。但是,俄国毕竟是一个拥有深厚人文精神和优秀文学传统的国家,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俄国作家们似已痛定思痛,开始明确应该放弃什么、坚持什么,应该朝什么方向前行,文学界因此开始以喜人情势引人瞩目,文学出版业开始显示欣欣向荣的气象,以致二○一一年伦敦书展邀请俄国当主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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