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环境、能力与农区特色文化产业集群的演化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兴起了以文化产业为主导的开发潮流。文化产业也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以文化特殊性对抗资本主义工业霸权，提升区域竞争力，再造地方形象的重要手段。西方主流文献主要从知识传播与集体性学习的视角，认为文化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在于基于地理临近的地方化网络的形成，和基于关系临近与制度临近的集群与外部管道(Pipelines)的构建，以及地方网络与外部管道之间的互动[1]。不同地方的文化产业，创意能力之所以不同，可能原因在于地方环境的差异。学者提出了文化创意发展所依托的创意环境(Creative Milieu)[2]、创意社会结构[3]、创意场域(Creative Field)[4]。Drake认为，特定地方内的物质资源与景观刺激、紧密社会网络、地方声誉与传统、地方创意社群是影响个人创意能力的四种要素[5]。这些研究均指出地方环境是影响个别创意行动者能力的因素。当然，创意能力不仅受制于地方环境，而且还反作用于地方环境。创意是新点子与脉络是相互串连的过程[6]。Lambooy[7]采用行动者能力与选择性环境互动的研究框架，剖析了城市与区域经济演化的机理，认为都市经济成长是一种认知选择过程，路径开创乃是由行动者能力与选择性环境所共同决定，不同区域由于具有不同的认知选择过程，必然造成不同的发展轨迹和专业化。
近十多年来，产业集群，尤其是文化产业集群的演化开始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前沿领域。苗长虹从创新的视角构建了学习型产业区研究的理论框架[8，9];李二玲和李小建用网络分析研究了经济欠发达农区产业集群的演化机理[10，11];林政逸和辛晚教则应用行动者能力与选择性环境互动的分析框架，考察了台北市音乐产业集群的演化，发现地方环境不仅能筛选行动者能力，更是促进行动者能力发展的区位;同时，空间集群建构的地方粘性资产成为音乐产业从业者持续累积个人声望与专业知识的区位[12]。事实上，真实的经济活动必定是在特定时空制约前提下发生和演化的，是嵌入在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制度背景和地理环境中的，同时本地产业不仅与本地产业技术和制度环境发生互动，还与区域外的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的产业技术和制度环境有一定联系[13]。因此，由行动者的能力(包括认知、创新与组织能力)，与选择性环境(由制度、市场与空间组织构成)互动的研究框架，应该是一个从知识视角解释区域经济演化的有效工具。
但到目前为止，该研究框架多应用于城市，鲜有农区的研究。我国农村地域辽阔，传统文化资源厚重，各具特色。改革开放后，一些农区先后涌现出一大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如河南宝丰县赵庄乡的魔术产业集群。这些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为农区产业结构转型、农民收入增加和就业解决等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出现了如创新不足、分工协作有待加深等问题，亟需理清这些集群形成演化的机理，进而从理论上为其发展提供依据、指明方向。故本文的目的，一是以宝丰县赵庄乡魔术产业集群为例，探讨影响农区创意产业集群的因素是否与城市的完全相同?农区是否有自己特色的传统，有助于或阻碍农区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二是尝试运用行动者能力与选择性环境互动的研究框架，解构我国农区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原因。
2赵庄魔术产业集群的演化与选择性环境特性
2.1赵庄魔术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和空间集聚
2.1.1发展历程
赵庄乡位于河南省宝丰县西北，面积44.63km[2]，辖22个行政村，3.5万人，是全国著名的"魔术之乡"，几乎村村有团体，户户有演员。目前，全乡有各类魔术表演团体630多家，占全国总数的3/10;其中具有30多个团体以上的魔术专业村15个，有2000多个文艺专业户、2万余名演艺人员常年活跃在全国各地。其发展经历以下3个阶段：
(1)缓慢发展时期。赵庄魔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元末明初，赵庄乡周营村由于地势低洼，天灾不断，当地少数人出外以玩木偶为生，后学到一些民间小魔术，收入渐增，村人效仿。从此，魔术便成为村民养家糊口的主要手段。清顺治年间，又发展了民间气功，同治年间出现了化学魔术、光学魔术。民国时期，开始把魔术与木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一时期的魔术表演基本上以贫民为谋生在街头"撂明地"为主，规模小，节目少、多属小"把戏"。
(2)迅速壮大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新节目得以引进、创新。1949年，岔河寺村的毛玉山在部队向战友学会了"百步吹灯"等10多个小型魔术。1957年，周营村的徐海水等赴武汉演出，学会了"箱中换人"等各类节目30多个。当年，赵庄乡成立了第一个魔术团，参加河南省曲艺汇演并获奖。1965年，赵庄魔术演出团体急增到20余个，魔术节目发展到100多个。主要节目为手彩活、光子活、门子活等中小型魔术，表演以娱乐为主，演出形式主要是"摞明地"、"扎圈子"，成规模的表演团体较少。"文革"期间，赵庄魔术一度停滞。
(3)空前繁荣时期。1978年，赵庄乡重建了木偶魔术艺术团。次年，徐海水、刘文、徐召遂、徐五申、靳合群、徐召岗、毛玉山等7人先后组建了魔术团，开始赴全国各地演出并获得较好经济收益，其他村民纷纷效仿。1990年，全乡魔术团已发展到281个，涌现出5个魔术专业村，并从周营村辐射到周边乡镇。同时，演出节目也从单一魔术向魔术、气功、杂技、歌舞等综合性、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由于资金、人才和身份等的限制，此时市场90%是全国各地县城以下的乡镇、村组以及集镇的庙会、物交会。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受利益驱动和社会上一些低俗观众影响，赵庄一些团体转向以卖假药、跳艳舞和卖假化妆品为主的"和尚棚、歌舞棚、化妆品棚"，一度造成很坏影响。为此，当地政府适时采取整顿措施，使赵庄魔术迈入繁荣昌盛时期。一是水平向度上，演出团体不断增多(表1)，从业人员队伍日渐壮大;开始呈现出专业化、高档化、现代化态势，如演出节目不断更新，演出设备更加精良，演出地点开始转入大城市甚至走出了国门，演出方式转为大棚和剧场演出，收入日益攀高，突破亿元大关。二是在垂直向度上，形成了以魔术表演业为中心，包括服装与道具生产、人员培训等10多个支撑产业的产业链条。
2.1.2空间集聚
随着赵庄魔术演艺业的不断发展与壮大，一些相关产业，如魔术道具与服装制作、魔术培训、音响和灯光销售、大蓬加工与销售、演艺策划与中介、魔术旅游等应运而生。现在，在宝(丰)—赵(庄)公路两边，特别是周营路口附近，集中了近百家此类企业，初步形成了以周营为村中心的魔术产业集群(图1)。如今，赵庄魔术早已辐射到商酒务、肖旗、石桥等相邻乡镇，并带动了整个宝丰县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
2.2市场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
2.2.1市场环境
赵庄魔术源于民间，活跃于民间。民间市场的变迁，推动了赵庄魔术的演化，塑造了其"原生态"的特点。
(1)消费市场：由农村缝隙市场的单一需求到广大城乡的多样化需求。新中国成立前，因交通落后，出外困难，赵庄艺人把魔术市场选在河南或邻省乡村。主要通过表演一些小把戏或木偶戏吸引观众，目的在于兜售针线谋生。此时的节目多是一些苦刑术，如"吃针穿线"等。改革开放后，尽管我国农区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但与城市相比还有差距，因此大部分城市职业文化团体不愿下乡演出，农村文化娱乐生活仍较贫乏。所以，赵庄魔术在农村市场大受欢迎。冬春季节，60%的魔术团到南方乡村、山区演出。自然环境虽恶劣但市场广阔，演出场次多，经济收入较好。炎热夏季，则转移到华北、西北和东北的农村物交会。此时的节目多以传统的手彩魔术和古典魔术为主。1980年代后期，随着电视在农村的逐渐普及，农民文化需求也开始呈现出多元化趋势，鉴赏品味更高。于是，赵庄人开始尝试着把魔术与歌曲、舞蹈、杂技、气功、武术等结合起来，陆续形成了一些新的表演形式，如滑稽魔术、舞蹈魔术、气功魔术、心理魔术、魔术剧等，先后推出了一大批新节目，极大地满足了市场需求。进入21世纪，随着大量农民工的长期外出，有线电视和因特网开始进入寻常农家，农村文化市场似乎有所"萎缩";而"刘谦热"的兴起却昭示着城市文化市场的繁荣。于是，赵庄魔术开始将目光转向城市。
(2)"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20世纪80年代，解决了温饱后的赵庄农村富余劳动力，急于寻找致富的门路。只要能挣点钱比闲着强，无论什么工作他们都愿意干。而当时的我国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虽有所松动，允许劳动力在城乡间暂时流动，但要想在城市务工经商和长期居住尚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不需太多启动资金、代代相传的魔术表演，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赵庄农民发家致富的首选。于是，一些市场意识强的艺人，开始招聘人员组团，经过简单的培训，便外出"闯荡江湖"。但也正是这种"草根性"，艺人多为农民，文化素质较低，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赵庄魔术的创新速度。
2.2.2地方制度环境
地方制度效率将决定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15]。赵庄魔术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化深深镶嵌于本地社会制度环境之中。
(1)思想交流体制。为鼓励节目创新，保护创新者既得利益，赵庄魔术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表面上隐性"语言[16]，即所谓的"行话"。这些行话，老艺人叫"春典"，是在长期艺术实践中约定俗成的，用来说明一个意思或事物的名称，起到对外保密、对内交流思想的作用。旧社会，老艺人非常重视"春典"，有一口流利的"春典"，就证明你是内行，是江湖老手，别人就愿意与你交流，从而了解行内一些专业知识与市场信息。否则，同行之间搭不上话，就被视为"空子"(外行)。现在，虽然这些行话的保密功能大大降低，但作为交流语言在演出时还常常运用。
(2)专业人才培训体制。受中国农村传统文化影响，赵庄魔术师培养主要依赖于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的"子承父业"、"师徒制"和"以团代培"等非正式和正式的制度安排。
在赵庄，许多著名魔术师都是"门里出身"，从小就沐浴在家庭艺术氛围中，靠祖辈、父辈的言传身教，学习技艺，自然而然地继承了魔术表演行业。例如，著名老艺人毛玉山曾跟擅长气功的祖父毛荣甲学习过技艺。1978年，他手把手教毛建华、毛强、毛新强三个儿子，并于次年组建魔术团。1980年后，毛强和毛新强分别组建了各自的魔术团。相似地，1980年，老艺人徐召遂也把魔术手艺亲传给自己的儿女徐耀增、徐耀丽、徐松言、徐耀坤。后来，徐耀增、徐松言、徐耀坤分别组建了各自的艺术团。据统计，2005年底，这些门儿里学艺的已占赵庄乡艺人总数的20%[14]。这种制度安排由于较强的排外性，一方面使得赵庄土生土长的魔术得以原味传承，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节目创新和表演水平的提高。
"师徒制"能够集面对面交流、观察与模仿体验于一体，是个体技能型隐性知识转移的最佳途径[17]。在"师徒制"里，师傅既是徒弟的教练，又是顾问和支持者。作为教练，师傅会帮助徒弟发展其技能;作为顾问，师傅会提供智力支持以树立徒弟的信心;作为支持者，师傅会为徒弟获得重要的任务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因此，"师徒制"使赵庄魔术得以传承、光大。例如，1981年，周营村的刘顺拜陕西王志富为师，学会了"空手出彩"等10多个手法。2000年，靳全亮、李淑娜拜浙江省著名魔术师金钢为师，学会了"六连环"等节目。这些魔术节目经多次改良和传承后，已经成为赵庄魔术节目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至2005年，赵庄艺人遇到或找到老师拜师学艺的人员有150多人。
"以团代培"是在一个魔术团内，魔术师让学艺人员边学边演，或利用闲暇时间对魔术团缺少才艺的人员进行艺术培训。这种模式一般根据魔术团的需要，指定某(几)个魔术师为师傅，培养目标明确、单一，学会即演，不像传统的"师徒制"那样只有系统学习后才能出师。以团代培、徒成为师、徒又带徒的现象在赵庄乡十分普遍。他们掌握了技艺之后另立炉灶，组团演出。目前，赵庄乡50%左右的演艺人员是通过以团代培形式培养出来的。
3创意能力：产业能力与选择性环境的互动
赵庄特色文化产业创意能力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如21世纪初发展方向上的偏差)，而且还是其与选择性环境不断互动的结果。
3.1认知能力
3.1.1集群内的知识溢出、学习与认知
集群是促进默示知识交流与学习的空间机制[18]，而临时合作是魔术师学习专业知识、提高认知能力的重要途径。在赵庄，大多数魔术团的成员都是不固定的，一般是以一个或几个具有一定绝技的艺人为核心、以满足演出地方市场需求为准则、以相关项目招聘其他演员进行组团。这种合作基本上都是口头约定，周期很短，大多为一年中的农闲季节。一旦外出演出结束，就意味合作到期，成员可以进行新的应聘。这种艺人的高流动性，有利于不同门派魔术团间的相互借鉴和学习，提高其认知能力。
定期性聚会是个别从业者寻求知识开创的机会[19]。为提高演出质量，当地政府在周营村菩萨庙会的基础上，从1980年起举办一年一届的赵庄魔术大会。2002年后，改为每两年举办一次中国·宝丰魔术文化节。通过这些定期性聚会，①促进了市场信息的共享，为知识、技术的面对面交流提供了平台;②增强了魔术从业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建立友谊关系，累积个人的社会资本，为未来合作、学习奠定基础;③可以观察同业者的创新活动，形成创新心理刺激。
经常性的"偶遇"。Storper和Venables强调，在不完全信息、快速变迁及难以符号化的环境中，大部分创新活动仍需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原因在于其发生频率高、有即时反馈、身体语言的表现、容易看穿对方的谎言、引导或被引导与获得共享的习惯等[20]。在赵庄，村民们"串饭场"和"串门"的习俗使村中处处充满着"buzz"，每个人都被谣传、交易传说、策略性的误传等"噪音"所包围[21]。这些"噪音"一方面使村民通过耳濡目染而被赋予这个行业、地方的文化，成为一个"内部的人"，免费获取有关信息。另一方面将可能的模仿双方联系在一起。"在我们这一带，谁有了(魔术)新玩法，很快大家都知道。要是自己也想玩，直接去找就行，一般一看就会"，一位姓王的魔术师向我们这样介绍。
3.1.2知识的跨区域流动、学习与认知
基于地理临近的集群内知识传播，长期易造成发展的路径依赖，甚至锁定。因此，必须建立起有效的跨区域学习机制，刻意构建本地产业集群与外界联系的知识管道。
(1)走出去。赵庄大多数魔术团每年至少有七八个月时间在外演出。这为魔术师学习和认知能力的提高创造了大量机遇。在演出之余时，许多艺人便会拜访当地著名魔术师。例如，宝丰百花艺术团1986年在沈阳演出时，团长毛新强就拜全国著名魔术师、沈阳杂技团陶喜九为师，并得其真传。现在，毛新强所演"飞鸽不见"、"罗圈献彩"等节目，都是经陶老师倾心指点演练而成的。通过几十年的与外界交流，赵庄魔术节目不断得以增加、更新。
(2)请进来。为培养演艺人才，加快魔术创意速度，当地政府多次邀请国内著名学者专家到赵庄当面授业解惑。1988年7月，特邀天津著名魔术师提日政、郑州市退休魔术师王克坚到赵庄举办培训班。提日政主要传授牌、线、钱、巾类手法魔术，王克坚主要传授光子魔术。1999年6月，在由中杂协与河南省文联主办"宝丰魔术辅导班"上，著名魔术师戴武琦、傅起凤、周学群分别讲解了当前国内外魔术发展的动态，中国魔术的发展史及民间魔术的普及与提高，舞台上的形体表演、情感表演及形体训练等。2006年，邀请徐秋、傅腾龙等魔术大师以及焦晓军、王志敏等著名导演到宝丰，与民间魔术师面对面交流，为节目全方位的包装、策划献言进策。2010年，邀请著名魔术师刘谦前来赵庄参观，并与当地魔术师切磋技艺。
3.1.3技术守门人与集群吸纳能力
在赵庄魔术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中，许多个人和组织扮演了"技术守门人"(Technological Gatekeeper)的角色[22]。除前述的毛玉山、徐海水、毛新强、刘顺等外，还有一些培训组织。1987年，中央民族音乐学院函授毕业的赵庄乡任寨村教师姬安玲，利用寒、暑两个假期，对当地亲朋好友的子女免费培训音乐知识。1998年，商酒务镇赵官营村的韩艳伟，从安徽、郑州、平顶山等地聘请教师10余人，在赵宝路北段兴建星光艺术学校，开设声乐班、器乐班、歌曲舞蹈班、魔术演员培训班。1999年，安徽省阜阳市退休教师孙自详、商酒务镇武岗村的石丰州和焦楼村的李振轻合办赵庄声乐与器乐培训中心。2001年，周营村的刘顺创办了中国四通瞬发魔术道具厂和魔幻培训基地，目前已开发出100多套新节目，年培训学员500余人。这些培训组织积极吸收集群外有用的知识，并将之转化为集群内部的知识，为赵庄魔术产业集群的吸纳能力[23]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
3.2创新能力
纵向看，经过数代艺人的不断改革创新，广纳博采众家之长，赵庄魔术表演艺术形式由过去单一的魔术扩展到现在的融魔术、杂技、歌舞、武术、气功等于一体，节目内容也从单一的手法魔术、小戏法发展到大型魔幻术等，并逐步形成了粗犷、幽默、滑稽、神奇、富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魔术师王献坡说，"以前村里魔术总是千人一面，没有创新，很难挣到钱。现在不少人越来越意识到表演水平的重要性，大家拜师学艺，不断创新"，形成了新的绝活，如黄长坡的"口中吐火"，任帮的"人头移位"，王献坡的"空中取表"、"百打百中"，毛套须的"飞鸭不见"，靳廷勋的"纸圈悬人"，张本洲的"空中飞烟"，徐海套的"男女换像"，徐耀增的"钢管穿身"等。
横向看，与专业魔术相比，赵庄民间魔术的创新能力还比较弱。魔术艺术大致可分三部分：技巧的提炼、程序的安排和表演。目前，赵庄魔术的创新集中在表演节目的设计上，基本没有专业编导和研究创作的空间，更缺乏专业包装。平顶山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郭秋含说："灯光、服装、舞美、音响等对魔术表演都很重要。在这方面，宝丰魔术比几年前提高了，但是与国内同行相比，仍然有不小差距"。另外，赵庄表演团体的绝大部分负责人和演出人员没有受过专业培训，完全是受传统和周围乡邻的影响，——模仿或照搬，产品严重同质化。"他们的表演还比较纯朴、单一，而且很多是模仿。……魔术的忌讳就是模仿和借鉴。模仿不仅让观众对魔术师的表演失去新鲜感，产生审美疲劳，而且还会产生一些知识产权上的纠纷"，中国杂技家协会研究部主任傅起凤如是评价赵庄魔术。
造成赵庄魔术创新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创新人才的缺乏。这不仅与当地人才培养模式有关，也与魔术师的"草根性"有关。在赵庄，大部分艺人是兼业的，"农忙务农，农闲演艺"，赚钱而不是生存成为了他们创新的动机。加之文化水平低，多初中毕业或肄业[14]，从艺后又无机会学习。因此，尽管也可通过观察、与其他同行交流等进行一些模仿式渐进创新，使表演技术在走江湖中逐渐成熟，但由于没有文化，也只能有"术"无"魔"，难以升华为艺术。最明显的表现是在2004年5月在宝丰举行的、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民间职业演出团体团长学习班上，"虽然请来的老师讲得非常好，但底下的人却听不懂。"一位当地官员如是介绍。
3.3组织能力
产业集群除是实践知识的学习区位外，更是声望流通的地方。在魔术市场多变、不确定与高度风险下，普遍依赖非正式技术认证制度，如网络声望，作为选择演员的依据。根据某人在当地网络中的声望，可以快速、有效地选择出具有丰富演出经验和较强团队合作精神的人，完成组团任务。由于声望具有粘性特征[24]，加之组团演出、节目编排的组织能力也是种默示知识，认识合适者(Know-who)与具备专业知识(Know-how)同等重要[25]。因此，除培养魔术表演技巧外，洞悉整体魔术表演业的专业者能力、选择合适的演员、节目策划师与包装师的专业能力也非常重要。"在我们这十里八村，谁的口碑好，活好，诚实可靠，我们心里明镜似的。那些口碑好的，大家都愿意与他搁伙计。一旦谁坏了规矩，或表面一套背地一套，他也不可能在圈里常呆。你想，谁是傻子呀，不能老是吃亏呀"。这某种程度上大大规避了市场风险。
在赵庄，魔术产业的组织能力还取决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指行动者可以动员、组织、利用的社会关系总合。每人的社会关系总合是由其血缘、亲缘、地缘等关系按照"差序格局"构成的同心圆式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交换首先发生在社会关系网络内部，而网络性社会的交换是熟人之间在相互信任基础上进行的[26]。这种信任一方面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受人与人之间先天血缘联系的制约限制，以及血缘关系泛化后所形成的各种拟亲属关系，如同乡、同姓、哥们，甚至亲密情感关系的影响，从而使其所信任的人群中既包括家属、亲戚和家族成员，也会包括一些与自己具有拟亲属关系的其他外人。利用个人网络关系和彼此信任，魔术团可迅速组团。
4结论
赵庄魔术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表明，我国农区特色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不仅是一不断试错的过程，更是行动者与选择性环境互动的结果。首先，赵庄魔术产业集群的形成得益于本地悠久的魔术表演传统。然而，这一"种子"需要的生长适宜地方环境。其次，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使广大农民认识到了魔术表演的潜在利益，催生了大量艺术团体，也为其准备了广阔的市场，增强了其竞争优势。再次，基于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不同行动者之间互动所建构的子承父业、师徒制、以团代培和行话等地方制度环境，形塑了农区隐性知识溢出与集体学习的地方化网络。这不仅通过模仿、企业衍生等方式，造就了大量魔术团体的地理集中，而且还极大地提高了农区特色文化产业的学习和认知能力，这也构成了不同于城市创意产业集群的影响因素。其中，地方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农村精英则充当了技术守门员，一方面构建了集群与外部联系的知识管道，另一方面将从外部吸纳的知识传播到集群内，大大提高了集群的创新能力。最后，依靠声望、信任等社会资本，不仅大大降低了行动者之间的交易成本，而且能迅速动员社会资源进行组团，并以较高的弹性规避市场风险，彰显出农区极强的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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