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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核心文学期刊征稿分析孟子和杨朱的分歧(2)

发布时间:2018-08-04   |  所属分类:文学:论文发表  |  浏览:  |  加入收藏

  三、孟、杨的政治观

  孟子的政治(国家)观可概括为“仁以王天下”,而杨朱则为“人人皆国王”。孟子的政治理想就是王天下,不是陶潜式的“桃花源”,也不像老子“老死不相往来”般的封闭、落后、愚昧,更不是很多年后西方人在《利维坦》里描述的那般情景。在孟子的“国家”里,无论是谁,立德为首要,直接点就是立仁德,从这可以看出,孟子是“继往圣之绝学”的绝对拥护者。故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大胆假设,爱民是符合大德要求的。事实上,这个假设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从手段一层讲,它有利于限制君权,从目的一层讲,是为了王天下。他相信也希望“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天下人不挟利只怀仁的话,百姓的“小康生活”便无忧了。如此之后,孟子认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诚然,他的政治观里还有许多其他的规定(比如应该怎样做一名士)。总之就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语)般先进带后进,整个社会温温润润,既有适度的活力,又能一片和气。观其要旨,孟子是为君主立言的。他第一步就要求君主成为模范人物,当然最好是圣人,起码也要是个道德高尚的人,然后才把整个社会凝聚起来,成为王天下的境况。和后世西方的一些政治观比较起来,将更能发现孟子政治观的特点。孟子不会认同霍布斯,霍布斯的《利维坦》是以人人平等为前提的,而且他非常欣赏君主专制(注意,孟子甚至先秦儒家并未言明他们要建立的就是君主专制,而是对君主应当如何做出了规定而已。认为儒家学派主张的是君主专制不过是一种误解)。霍布斯还认为君主一旦选定,他便拥有无限权力,可以任意确定继承人,而公民的权力马上就微乎其微,这和孟子的思想是相背的。孟子更不会附议于马基雅维利的那一套,这个西方人竟然教导君主效法狐狸和狮子,这在孟子看来,注定是恶人恶事。因为狐狸奸诈而力量不足,狮子尚力不尚智,二者互为补充,故《君主论》提出:“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是运用法律,一种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比较之下,可以清楚知道孟子政治观的实质,就是“仁者无敌”,即德主刑辅,和西方的“功利主义”以及但求目的不顾手段的做法相去甚远。

  再说杨朱。杨朱固然有他洒脱的一面,但绝不是政治盲。杨朱的政治观充满了理想的色彩,说它是理想的源于他的非务实性。它和道家的无为而治有相似的地方,但不能完全划等号,老子的著作根本上和《孟子》一书均是为君主立言,代圣人施教化。杨朱不是。杨朱的政治观大体可在《说苑·政理》中得到体现。试看其表述,“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然。……君不见乎羊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率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臣闻之,夫吞舟之鱼,不游渊;鸿鹄高飞,不就污池;何则,其志极远也。黄钟大吕,不可从繁奏之舞;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谓也。”欲东就东,欲西就西,这是何等境界呢?是随心所欲,不为一切束缚,完全凭意志而行。这样的事五尺之童可以为之,然尧率羊,舜荷杖却没有这样的高妙,反而生乱,是尧舜不及童子吗?非也!原因在于尧是尧,舜是舜,同为圣人,但政理不一,前后不一,不必说治天下,仅驱羊一小事便糟糕透顶。杨朱认为执政的标准或途径在于效法吞舟之鱼等。是杨朱蔑视深渊、污池吗?不是。这倒类似于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不是同一意思。孔子站在等级制度下说话,杨朱并无此意。他更可能表达的是“吞舟之鱼就吞舟,高飞之鸿鹄就只管高飞,黄钟大吕就是区别其他乐律的庄严、美妙的乐调,而不是其它。各行其是,各安本分,各自求善,人人幸福,各人在自己的王国里寻得真谛。把这些一个个的完美有效叠加就是天下的幸福。这又正是杨朱“贵己”思想的复制和无限放大化。同时,杨朱还表明:一个独立的人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不可把一人之头搭在另一人之肩上,因为这样会滋生不和谐因素,造成混乱;放大到整个国度,一套理政制度最讲究的就是它的浑然天成,自始自终是自生的,本生的东西。换言之,排斥一切外在强加的因素,这正是杨朱朴素生命观的延伸和放大。

  至此,孟、杨二者政治观差异便十分分明了。两人的分歧在于孟子注重“由上而下”,杨朱注重“由小而大”。前者是纵向的,后者是横向的。既然如此,孟子不会认为杨朱的方案可行,因为即使人的本性是善,也不能缺少后天的教化,若人人为己,那谁来把圣言传扬,天下又何来大善呢?问题再深一层可以看到,孟子认为他是为公,杨朱不过为私,并且打了个洁身处世的美好幌子罢了。杨朱果真只是为私么?就仅仅因为他说了那句让人感觉极端为我的话么?如果理解唯有到此止步的话,那么我也只能认为这只不过是对杨朱的一种误解甚至污蔑。连冯友兰也认为杨朱属于“欲洁其身”的“个人主义者”,属于那些“认为世界败坏、无可救药的失败主义者。”我们其实忽略了杨朱的政治理想,在这一层面上,杨朱的境界绝不比其他先秦的伟大思想家逊色。我们应当明白“为我”不过是手段而已,其最终目标依然是天下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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