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之分析“80后写作”—被主流冷落(2)

　　“80后”写作是有“市场”的。这个市场比60年代出生的作者以及70年代出生的作者的作品的接受市面似乎要大得多，我们看到了许多小作者遭遇盗版这一可笑可恨而又可喜可贺的事实。这本身就是值得探究的。市场体现了需求。而需求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了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和评论“80后”的西方中心意识形态的夸张和标签，也看到了以20岁以下和20岁左右的庞大的读者群给“80后”带来的远不止是版税的阿拉伯数字。我们需要研究“80后”产生、拉动和催生的市场，包括文化市场，需求市场和意义市场。

　　回到“80后”的主体，他们在小说里，最大的张扬和需求是什么?可能还是“自由”而不是“物欲”。我们都知道美国心理学家A ·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不同层级的需求层级论(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后来他又增加了求知和理解的需要、审美的需要以丰富和完善需求层级。晚年，又提出了“自由、正义、秩序、挑战(刺激)”是满足需要的先决条件。80后的“自由”需求的产生是有自由环境作为土壤、温床和默许的前提的。从主体和客体不同的范畴来看“80后”的“自由”，也许更加全面客观些。“歌声形成的空间，任凭年华来去自由。所以依然保护着人的容颜不曾改，和一场庞大而没有落幕的恨”(郭敬明)。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恨”。我们只有尊重。

　　二

　　好像突然明白过来一样，主流批评家随着自己“嗷”的一声，就向“80后写作”群体围了过去。他们开始尖锐地批评文坛的不公、集体的失语，责备面对如此重要的文学和思潮，竟然缺乏研究和评论。他们也开始认真阅读本来不屑一顾的“80后写作”。我们很快会迎来“80后写作”评论如潮的好气象。从文学本身来看，这或许是个好事情。当然这话似乎不能反过来说，越是得到批评家观照的就越是好事情。

　　为什么主流批评家那么不重视“80后写作”?

　　首先是批评家显然在开始的时候“没看上”“80后写作”，其原因当然有“少年创作”“水平不高”方面的因素。没把它当回事，也因为它引起社会注意并非是文学怎么样了，而似乎是一个作为另类的、特殊的奇才的中学生怎么样了!批评家们当然更是没想到它会在后来有如此大的社会影响。而且影响还在扩大。作为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它的意义尚未被人们读出或显露出来。而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我们现在注意到了“80后写作”了，但是当时为什么不注意它呢?无论它披的是什么外衣，“80后写作”的作者起初的作品的确很容易被人以为是缺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曾经大量存在并且迅速消失的中学生写作。而且，也很容易被归入网络文学而失去批评家的关爱，特别容易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甚至它即使当时是以语文改革呼声中出现的新概念作文的命名来闪亮登场，也不会引起主流批评家的多大兴趣。因为所谓新概念作文在他们看来，本身就是边缘的呼声和文体的操作。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主流批评家一般不那么注意低年龄阅读群体的状况和特点。这次，批评家从某种意义上让低龄读者上了一课。“80后写作”是首先赢得中学生或一部分低年龄读者喜爱的写作。批评家看到了这一点，但仍然未引起注意。今后，主流批评家也会比从前更加注意发生在低年龄读者群体身上的文化现象。包括它会进一步引发什么新的文化现象这样的问题。

　　此外，“80后写作”是从网络上走出来的。这样的另类和边缘的生存方式非常容易让主流批评家视而不见。

　　但是，主流批评家目前关心较多的还是纯文学意义上的那部分作品。视点依然是在这个位置。追究起来，批评家最大的失职和缺席可能是对于“80后写作”中丰富的思想素材、裸露的情感状态和欲望诉求以及种种值得深入探究的心理基因采取一种难以原谅的视而不见的态度。批评家最终引起重视的时候，我以为固然是因为它的销量大到居然因为盗版而受到影响，同时也是因为“80后写作”本身迅速发生了某些变化。包括郭敬明、韩寒、春树、张悦然、李傻傻、胡坚、蒋峰、张佳玮、小饭等代表性作者的快速形成，以及不同类型的作者面目和作品风貌的出现。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它作为一个写作群体内部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这样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它的价值取向。从总体上说，它的文学性在不断增加。虽然，包括郭敬明和韩寒在内的作者都有过因为商业利润的操控而写出一些水分很大的长篇小说。

　　我们必须承认，其实批评家并非能同“80后写作”的兴起完全摆脱干系。只是主流批评家介入的深度有限，人数较少。时尚化的低年龄写作的开始，也带来一个十分容易被忽视或被遮蔽的问题，这就是实际上在“80后写作”开始的时候，的确是有一种似乎虚拟的批评家的权威在笼罩着、保护着、肯定着“80后写作”闪亮登场的。翻阅一下当年韩寒初涉文坛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他的最早出场实际上是以文学神童的面目亮相于书市的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表面上是正在进入文坛，而实际上是迂回绕开了文坛。通过这样一个策略，他最终带着作家的光环进入了文坛。但是这其实似乎不那么重要。因为对于韩寒的面世，最要紧的是它给书商带来了什么。这样说没有贬低小作家的意思。只是试图揭示小作家背后的经济力量。这样看来，“80后写作”的策划和策划者比60年代出生以及特别是70年代出生作者的策划和策划者要高明得多，也成功得多。由此也可看出，中国的文化产业成熟的速度。我们进一步发现，实际上“80后写作”在发端时期，主要是借助所谓“主流批评家”的身份和权威判断，而并没有让社会看到主流批评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及其在实践中的实际应用。换句话说，还是有的主流批评家被商业化地借用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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