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文发表传统宴饮礼仪社会文化解读

这篇文化论文发表了传统宴饮礼仪社会文化解读，论文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宴饮古礼概观，中国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下面来看看作者是如何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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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宴饮古礼概观

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之一便是其特重饮食的传统，把饮食问题奉于至上的位置，而不仅仅停留在感官享受的表层上。历史上，铜鼎这种食器曾被作为政治与权力的象征。古之兵器、车器、农器、工器众多，而唯有食器被频繁作为礼器。这源于食器的独特地位，反映的是重饮食的文化惯习。饮食行为与中国古“礼”的形成存在着密切关系，《礼记·礼运》中讲“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又说“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婚、丧、祭、射、御、朝聘”。古人的观念认为，人要生存就需脱离无序竞争和抢夺资源的状况，以“货力辞让”来安排分配之，此即礼之所由起也。由饮食乃有生命，有生命乃能长大成人，而遂有冠有婚有丧;有个人然后才有群体，群体间才需有祭、射、御、朝聘等礼以“协于分艺”，才能形成一个彬彬有礼的社会[1]。其实，围绕饮食与餐桌，每个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都会形成自己的一套规范化的宴饮礼仪。一般认为，筵席的出现与古代的祭祀、礼俗和宫室、起居密切相关。早在商周时期，中国便已出现宴饮礼仪，其时制定有“设宴之法”。

有学者研究发现，殷商时代的祭祀十分频繁，需要安排很精致的礼器，盛放丰盛的祭品，奏乐唱歌，顶礼膜拜。祭祀之后，必得将祭品分给大家吃掉，这便是宴饮的雏形。到了周代，周公加以变革，把一部分宴饮从祭祀中剥离出来，设宴饮之法，成为人们在一起宴饮所需要遵循的礼仪规范[2]。随着历史的绵延，筵席得到长足发展，食礼也几经变化而趋于丰富完善，但中国饮食文化的精蕴却基本未变，体现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风范。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内容与细节令人惊叹。通过阅读古籍文献可以发现，作为汉族传统的宴饮礼仪，便有如下纷繁复杂的程序：首先主人折柬相邀，到期迎客于门外，孟子曰“迎之致敬，以有礼”;宾至，互致问候，延入客厅小坐，敬以茶点;导客入席，循就座次;客人坐定，由主人敬酒让菜，客人以礼相谢。宴毕，导客入客厅小坐，上茶，直至辞别。座次方位同样大有讲究，一般以座北面南为尊，是餐桌的上首;座东面西次之;座西面东再次;面北为下首。北为“乾”，为天，是历代君王面南登基的大位，是至高无上的乾位。东边是古人崇拜的太阳升起的地方，在北之左，“吉事尚左”(《老子》)，仅比上首次。西在北之右，再次之。下首通常为主人座位，最次。至于席间之斟酒上菜的规程，《礼记·曲礼》中记载：“凡进食之礼：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醯酱处内;葱渫处末，酒浆处右。”意思是说，带骨肉要放在净肉左边，饭食放在用餐者左方，肉羹则放在右边，调味品放在面前的位置，葱末之类可放远一点，酒置右边。“取食皆以右手，其数取者置在右，为便也。而醯酱每食必用，故置在内，俾尤近，以便沾濡”[3]。再如《管子·弟子职》中载：“置酱错食，陈膳毋悖。凡置彼食：鸟兽鱼鳖，必先菜羹。羹中列，在酱前，其设要方。饭是为卒。”这里也是讲上菜次序及位置摆放要求。饮食之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尤同人的《真率会约》、沈存西的《殇政》等古籍文献中均有很多记载，其博大精深可见一斑。通过上面谈到的中国宴饮古礼的大致内容，可以看出它如下的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有序原则。宴饮礼仪讲流程、分等级，程序、座次、上菜规程等莫不如此，充分体现时空纬度上的有序性。其二，人文道德原则。宴饮礼仪反映行动者的内心修养和价值观念，如主人设宴，对宾客要正式邀请，宾客赴宴也要有礼节;席间的上菜次序及位置摆放，宾客间的敬让，无不体现出宴饮礼仪的人文道德原则。对食色之欲的看法及处理方式，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甚至可能是主要的部分。由于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不同，才形成了各地不同之民族与文化[4]。其实，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正是由于对饮食问题所达成的一致性理解才形成了共同的宴饮文化。它为其持有者提供行动的预设性与合法性，从而产生一种较为稳定的特征与模式，宴饮礼仪才能逐步形成并存续下来。在下面的论述中，笔者将宴饮礼仪视为一套社会秩序，分析这套秩序规范何以形成，如何在人们实践中发挥作用。

二、宴饮礼仪的社会文化意蕴解读

1.秩序的形成机理。

(1)共同文化基础。任何行为的发起者必然是具有相应活动能力的当事人。当这些人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资料库时，就有可能对某一事物达成一致性理解，进而形成新的共同文化。在饮食文化方面，中国便存在这样的分享共同文化人格的群体，他们深谙中国传统的哲理观、价值观、宗法制与伦理观念，依托设定行动者处境的源泉——共同的“生活世界”，在历史的绵延进程中，逐步建构起对饮食问题的一致性认识，孕育高度专门化行为的本土理论，引导群体社会行为的类化与标准化，从而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独特的模式化宴饮礼仪。从词源学入手，通过解析“礼”与“仪”，便可由字的内涵管窥中国人的“共同文化”。“礼”古为“禮”。“豊”本为饮食和行礼之器皿，在字中也兼表字音。于是，此字的本义便涉及通过举行和饮食有关的活动来展示仪礼，以祭神求福。《说文解字·示部》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禮”古又作“豊”，《六书正伪》解释说：“豊即古禮字。禮重于祭，故加示以别之。”另外，礼仪之“儀”(仪)在《说文解字》中被注解为：“己之威仪也。从我羊。”礼仪包含着“仪式”，仪式中包含古代祭祀等场合时所进行的活动规范。古语中“儀”又通“羲”，从羊从我，其本义也多被解释为与饮食和祭祀有关;“羲”也通“宜”和“谊”，故而引伸为合宜的道德和行为，以及情谊和友谊等。这里昭显了中国古人的文化心理，是这个群体的共同文化和宴饮礼仪形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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