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论文发表一个传统的灰色文化(2)

当腐败成为一种双向的社会需要时，一切反腐举措都将黯然失色!

“你腐败，我放心”，一个多么沉重的历史话题!

灰色文化的“真理”：权力就是财富

尽管时下有人说穷人有穷人的“腐败”，但腐败毕竟是有权者经营的事业，这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的民谚，就是中国老百姓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经验判断。

权力是以最小成本获取财富的捷径，欲获取财富就必须做官。尽管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文官制度，但是入仕的途径却是颇为杂滥的。一般来说，有读书做官、军功授官、捐纳买官、举荐封官等多种形式。读书做官和军功授官多被人视为正途，这是因为读书人经常年青灯豆火的煎熬，以青春甚至生命为赌注，参加那个“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科举竞争。为侥幸于万一进入仕途的机会，多少人不惜熬到皓首穷年!至于一介武夫，他们完全是以自己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实在也来之不易。这两类人虽侥幸得官，支付的成本却相对较高，受到人们的敬重当属自然。捐纳和荐举或者考核，总有“黑箱”操作之嫌，人们常讥之为“左道斜封”。得官的路径不同，需支付一定的成本则是共同的。按人所共知的经济学原理，支付了成本(或曰“投资”)，必然要获取高于成本千百倍的回报。如果把成本和利润抽象出来，做官和做生意既是相同又是相通的，运作模式亦大体相仿。《战国策·秦策》载吕不韦与乃父谈“生意经”的一段绝妙对话，颇能说明问题，兹录如后。

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曰：“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曰：“立国家之主几倍?”曰：“无数!”

吕不韦发现，只要象垄断市场一样垄断皇帝(国家)的全部或部分权力，就会获利无数!这位阳翟大贾颇精此道，他不仅为中国贡献了一位秦始皇，一部《吕氏春秋》，而且成功地操作了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寻租创租工程。他食禄十万户，爵封文信侯，真谓是获利无数!自此以后，中国的官场就变成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生意场。从第一个封建王朝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时间跨度不过二千余年，在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中，以不变应万变的惟有象做生意般的做官，这不能不称之为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我们不妨翻翻《官场现形记》。小说从第一回写坐馆塾师王仁开导他的学生说：“做了官就有钱赚” ，到最后一回黄二麻子“苦辣酸甜遍尝滋味”之后，终于悟到“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细心的读者如将小说和廿五史对读，定会感到从吕不韦到黄二麻子，设租寻租创租的激情像“原始冲动”一样潮涌古今、涛声依旧，这个甜蜜的事业前“腐”后继，绝无乏人之患。

凡做官生意者，官(权)越大利也越大，我们从卖官的标价就可看得出来。如《曲洧旧闻》称，宋代王黼当国时开市卖官，有“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直通判”之说;清初顺治朝，山西口北道副使王化淳，在更换防守仓官时标价“上缺要银四十两，中下缺要十两”(《明清档案》32册)，仅此一项他就获银150余两。又据史载：捐一个县官，乾隆时要银4620两，嘉庆时4000两至5000两，道光时3700两，咸丰时2000至2600两，到光绪时跌至不足千两。官职的买卖已经完全市场化了，人们可以像买卖牲口一样按肥瘦或行情论价。

是否有成本低的官生意运作呢?当然是有的。如汉文帝的宠臣邓通为文帝嗽吮毒疮，而官至上大夫，并许其铸钱, 于是“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汉书·邓通传》)，陈万年向儿子传授谄媚术，果然青胜于蓝;陈咸通过谄媚贿赂权臣陈汤，仕途通达，官至少府(《汉书·陈万年传》)。又如明代权珰魏忠贤擅国时，朝中文武官员纷纷投其门下，时有“五虎”、“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这些“狗儿”、“孩儿”们虽然卑鄙下流，然好官我自为之。人格是不可论价的，为苟且于荣华富贵，在他们看来，贱卖人格又何乐不为之呢!

做官确实是天底下最好的买卖，原因在于权力可以转化为财富，无怪王亚南先生说：换一视角来看，廿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然而，并不是每个做官的人都愿将手中的权力转化为财富。如宋太宗时的名臣查道，常“与妻采野蔬杂为薄粥以疗饥”，“道不胜贫，与妻谋，欲去官卖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如陆游任夔州通判期间，“一日禄不至，则无策矣，”届满离任时，“行李萧然，固不能归。”(《渭南文集·上虞丞相书》)又如包拯、海瑞、于成龙、郑板桥等等，这些清介廉洁之士虽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寥若晨星，却给整个官吏阶层抹上了些许亮色，至今令人景仰不已，也令我们翻读那部贪污史时，不致汗颜得无地自容。

灰色文化的困惑：杀者自杀 贪者自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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