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论文发表一个传统的灰色文化(3)
要说中国历史上无法制，那是无知;
要说中国历史上有法治，那是无识。
中国是创立和执行官吏惩处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尚书·舜典》载“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左传·昭公六年》也载有“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以现代的眼光看，这些“刑”基本可认定是惩处官员(当然主要是镇压百姓)的条款。这些条款对以后的立法有至深至远的影响。
从秦开始的历代封建专制王朝，统治者几乎都想通过法律的他律和道德的自律来约束官吏，从而实现廉洁政治，主观上绝不希望腐败到皇冠落地。因此，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无不引前朝之颠覆以为戒鉴;于是，以史为鉴就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传统。如《尚书·召诰》：“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司马迁作《史记》，往往以暴秦为例儆戒当代统治者，故对秦史记事尤详。唐初君臣，无不以隋亡为训诫，魏征曾说：“思隋氏以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 。”(《旧唐书·魏征传》)李百药修《北齐书》，李世明指示其编修宗旨为“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册府元龟·恩奖》)宋神宗认为司马光修撰史鉴书应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因此赐该书名为《资治通鉴》)。尤其是朱元璋，先后敕编《辨奸录》、《永戒录》、《醒贪简要录》等鉴戒书十数种，为反腐倡廉而编书之多，为历代王朝所罕见。他们曾制定了一部又一部法典律例，一条又一条官箴官诫，用心何其良苦。我们不能认为这些官箴法典都是摆设，连臭名昭著的昏君宋微宗也曾标榜过惩治腐败就是证明。据《宋会要》载，他也真格贬黜过一批贪官污吏，如河北路转运副使李昌孺、滁州知州唐恪、河北监司贺希仲等。然而，一面是惩治腐败，一面是“六贼”崛起!再如明初，朱元璋以严刑峻法制腐，力度不可谓不大，然一桩勾捕逃军案，兵部侍郎王志受赃22万;一桩盗军粮案，户部侍郎郭桓侵没至千万，株连官吏系狱至数万人。这仅是发生在洪武朝的腐败大要案之一斑。大案连发，朱元璋竟越杀越困惑，何以“杀者自杀，贪者自贪”?重刑治贪毕竟还是有效的，如《明史·循吏传》所纪125人，洪武至正德的153年中有120人，从嘉靖至明亡的123年间只有5人! 纵观历史，一面是法网恢恢，一面是网漏吞舟之鱼，没有清查惩处的大贪比比皆是。如素有贪名的严嵩，籍没时登记的田地2.7万余亩，而素有廉名的徐阶，田产多达40余万亩，是严家的15倍。又据《甲申传信录》载，李自成进北京时，明朝国库存银竟不到4000两，而刘宗敏追赃时，追出外戚周奎银53万两;大学士陈演，追赃献银4万两，仆人举发，又挖出埋银书玩、黄金360两;户部侍郎吴履中，到任仅17日，抄出赃银400两、黄金80两(高出他的俸薪多少倍?);锦衣卫大堂骆养性，被追出赃银3万两;司礼监宦官王之心，被追出赃银15万两……。如果不是刘宗敏追赃，谁能知晓崇祯朝有多少贪官! 一部廿五史所载的贪官污吏，仅仅是沧海之一粟，是被历史曝光的极小一部分，而像徐阶这样享有“廉名”的贪官又何止万千! 翻开每一部中国通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王朝无不“鉴于往事”，而每一个王朝又蹈前朝覆辙，无不亡于腐败，甚至连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建立的大顺王朝也未能幸免。中国历史形成了一个怪圈，或曰社会腐败的周期律。腐败增加了国家的行政成本，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严重的腐败甚至能官逼民反、揭竿而起……对腐败的社会危害性，统治者并非没有一定的认识，能想出来的招数也都用尽，最终还是未能解决腐败的问题。原因何在?是法网不密，还是教化不彰?是中国人没有创造廉政的智慧，还是体制上有致命的问题? 面对腐败，一方面是杀者自杀，一方面是贪者自贪。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说不尽的灰色文化， 何时能将你说清白? 前面谈到如果没有腐败，萧何、赵普辈将难以在汉、宋两朝建功立业，甚至历史将有可能是另一种写法。腐败之恶果真罄竹难书，而无一善可举么?先贤有言：存在就是合理的。基于这一命题的指引，总算找到了例证，此处稍作援引，当令拙文“蓬壁生辉”。 数年前读到社会学家郑也夫的“社会生态学的腐败与社会转轨期的腐败”(载《战略与管理》1994.3.)。这篇文章,着实让人大开眼界。郑先生说：“腐败是低效率的社会机器的润滑剂，腐败能穿透一些僵化刻板的政策。……当年的知青们还会记得办返城手续时如何行贿，又如何在过后大骂受贿官员。如果政策不变，官员都廉洁奉公、毫不通融，恐怕知青们一定会更加失望。因此可以说最坏的不是腐败，最坏的是不得人心、又僵化刻板毫不变通的政策。腐败的积极作用就在于它有时可以腐蚀掉这种政策。”经郑先生一番点拨，我们这些过来人终于明白，我们是用我们自己都羞于言及的“腐败”手段改变了一代知青的命运!举一反三，有多少不享有权力资源的人们，如民间企业家、工人、农民、学生等等，竟是以腐蚀那僵化刻板、不得人心的政策而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群体、一个阶层的命运!感谢“腐败”! 郑先生又说道：“而我们认为广泛流行的东西终有其合理性。很多行贿的举动带有消极反抗的意味。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如果完全杜绝了腐败，一些社会冲突会更尖锐，当年知青的情况可算一个例证。如果完全杜绝了腐败，一些群体可能走向公然背离现行政策、现行体制的道路。……我们可以说，腐败与改良一样，具有维持现政治体制的功能，其手段是，腐败与改良共同成为了革命的替代物。”腐败对维持社会的稳定、祥和与发展功莫大焉，我们不由得在心底喊一声：“腐败万岁!”腐败问题的善善恶恶，不用说是三七开、哪怕是一九开，依古训总不能因善小而不为吧!更何况腐败之善莫大焉。由此我便想到，当前的反腐，我们应该是用缚鸡之力还是用缚牛之力? 我还想从郑先生的话题说开去。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在蹲大狱期间曾说过，他在广西任职期间的腐败，至少有部分是为了广西的发展。我敢断言成克杰以及他的辩护律师没有拜读郑先生的文章，如果对簿公堂时引用郑先生的“(腐败)具有维持现政治体制的功能，腐败是维持社会机器运转的润滑机等等”这类辩辞，说不定会有个“刀下留人”的转机。 由此反推历史，许多不甚了了的事情也会令人豁然开朗。如康熙曾说过：“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便是好官。”(《东华录》康熙34年)按“新思维”解读，为爱新觉罗氏的江山社稷，取一分火耗的好官是作小贡献，取十分火耗的贪官则是作了大贡献;因此康熙又说：“今年所拟秋决，贪官甚多，若尽行处决，朕心不忍。”(《清圣祖圣训》卷28)这难道不是很合逻辑的吗? 郑也夫先生说，在腐败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我们社会学家可能与伦理学、法学家不尽相同，他们的否定可能更多，而我们认为广泛流行的东西终有其合理性。”社会学家我所崇敬也，伦理学家、法学家亦我所崇敬也。他们各说各话，却又句句在理;假若他们意见相左，不知该听谁的?如果兼听，势必尴尬。遥想当年贾政放了江西粮道的外任，一心想做好官，严禁折收粮米、勒索乡民。弄得长随聚齐告假、跟班也不听话;乡民亦不信任，却说道：“凡有新到任的老爷，告示出的越厉害，越是想钱的法儿!”(《红楼梦》第99回)这种心理逆反、这种尴尬难堪，当今恐怕也为数不少。 腐败啊腐败，这个说不尽的话题，何时能将你说“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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