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论文从打击谣言看言论自由及其限制

这篇行政管理论文发表了从打击谣言看言论自由及其限制，谣言的传播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比如信息公开不够等。政府可通过这种谣言来了解民众诉求，更好地为民服务。而后者，则是政府和全社会打击谣言的主要目标。每个民众也有义务做到不故意造谣，尽量不传谣。
 

关键词：行政管理论文,谣言,言论自由

谣言研究的两个视角

谣言，古已有之，在信息时代则更加普遍。从二战时期开始，就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部分国内研究者对谣言作了相对狭义的界定。比如，刘建明教授认为，“谣言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事实描述，并带有诽谤的意见指向，因此，它不是中性的传闻，而是攻讦性的负向舆论”.①在这种研究视角下，核心问题是如何防控谣言，规避其社会危害。但实际上，有些谣言也有事实内核，只是在传播中被歪曲或夸大。譬如，“非典”疫情初期，广东民间“不明病毒致命”等传言不胫而走。后来证明，这些谣言虽不完全准确，但也有一定事实依据。在动机上，人们也是为安全考虑，主观恶意较小。这样的谣言就不能同故意编造的虚假信息画上等号。所以，也有学者采用广义、中性的视角来定义和研究谣言。比如，卡普费雷就认为：“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辟谣的信息”.而且，不能将“未经证实”等同于虚假。②在研究谣言危害之外，这些学者也关注谣言的正面社会功能。比如，胡泳认为谣言具有社会抗议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社会的安全阀。金屏以“非典”时期谣言为例，证明谣言是“民众自发寻求问题解决对策的方式之一”.③。所以，在对待谣言问题时，有必要区分“广义的谣言”与“故意编造的虚假信息”.前者有真有假，有故意为之，也有环境使然。

言论自由及其限制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谣言也是一种言论。所以有人认为，造谣传谣虽有不妥，但言论自由包含了发表错误言论的自由，法律不应限制。这种观点，既缺乏严密论证，在实践中也对社会福祉无益。

首先，言论自由主要是保护“意见”表达。即便是不正确的意见，也可以在言论的自由竞争中促进真理完善，有正面价值。但虚假事实则会干扰理性判断，破坏人们理性决策的基础。比如，虚假财经消息会让投资者判断错误，造成经济损失;在电影院谎报火警则会引发骚乱。这都说明传播虚假事实危害颇大，故意为之更是错误，不是言论自由的保护目标。

其次，言论自由主要保护的是涉及公共问题的言论。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者米克尔约翰就认为，不受限制的言论应该是“与统治事务有关、代表人们参与自治过程”的“公言论”,与此无关的“私言论”则不应该有此特权。④比如，“秦火火”编造“李双江之子非其亲生”的谣言就不应受保护。李双江虽是公众人物，但其儿子是否亲生，委实与国计民生无甚瓜葛，而且明显伤害了李双江的名誉权。比较损益，不难看出，此种造谣行为应负法律责任，笼统地说“言者无罪”并不妥当。

而且，在互联网UGC服务(UserGeneratedContent,用户创造内容)兴起之后，我国公民的表达自由有了很大提高。而谣言等不当言论对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合法权益造成伤害的案例也越来越多。如果无视言论是把双刃剑的事实，将其拔高到凌驾于其他权利之上，并非当下最佳选择。当然，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不能滥用。这种限制只是为了解决言论自由权与其他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通过利益衡量的办法，来判断对各种权利应给予何种程度的保护，而并非因为言论自由弊大于利。

限制言论自由需要进行利益衡量，也并不是在个案当中就事论事，而应当有一致的原则。比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规定：“……二、人人有表达自由的权利……三、本条第二项所载权利之行使，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故得予以某种限制，但此种限制以经法律规定，且为下列各项所必要者为限：”a.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b.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风化。“⑤这一条款所确立的原则，在讨论包括治理谣言在内的限制言论自由的相关问题时，都是极为重要的。对于这一限制条款，学术界普遍有三点理解(：1)限制必须由法律规定(;2)限制的目的必须正当，只能是旨在保障条款中所列的两种权益;(3)限制必须是”必要的“.在探讨治理谣言问题时，这些原则也非常重要。

治理谣言必须依法

限制言论自由必须”由法律规定“,除了要有经合法程序制定并公开的法律，还要求相关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晰易理解，也就是说，一个公民应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特定情形可能会发生的结果。具体来看谣言问题，我国法律中没有专门的”造谣罪“,但在《民法通则》、《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中都有条款可以处理造谣行为。下面，重点针对诽谤他人和扰乱公共秩序这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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