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论文从打击谣言看言论自由及其限制(2)

A.诽谤他人。

民事责任方面，如果散布谣言侵犯了公民个人的名誉权，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要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刑事责任方面，《刑法》第246条对诽谤罪做了规定，是指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犯本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虽有法律明文规定，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诽谤罪中”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认定问题，却相对比较模糊，在司法实践中没有清晰一致的标准。而2013年9月9日”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则对这些问题作了更加清晰的界定。比如，有三种情形可认定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包括”捏造并散布“、”篡改并散布“和”明知虚假事实而散布“.

上述行为均反映出行为人具有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主观故意“,而如果行为人不明知是他人捏造的虚假事实而在信息网络上发布、转发的，即使对被害人的名誉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也不构成诽谤罪。⑥另外，对于”情节严重“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也做出了更明确的解释。这也使得权责边界愈加清晰，可以更好地兼顾对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保护。

B.扰乱公共秩序。

不实的谣言可能会引发社会恐慌，导致社会秩序紊乱，特别是那些关于天灾、险情、疫病、食品安全和环境问题的谣言。虽然不是每个谣言都出于恶意，但也确有一些人为了吸引眼球、为了好玩而故意编造谣言，造成恶果。法律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规定。行政责任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有”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罚规定。要注意的是，这一条款也要求有扰乱公共秩序的”故意“,如果是道听途说信以为真，或者由于认识判断上的失误，都不应该视为违反本条规定。比如，2013年8月26日，安徽砀山发生交通事故，导致10人死亡，5人受伤。事故发生后，网友于和玉在微博上称”事故造成16人死亡“,当地警方认定其属于散布谣言而将其行政拘留。但这个处理方式受到一些质疑。从主观方面来看，于和玉没有自己捏造假数字，在被辟谣之前也不知道数字有错，也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主观故意。这样的行为应该属于过失传谣，批评教育即可，不宜用过于严厉的处罚。所幸的是，随后警方也确实撤销了处罚决定，并向当事人致歉。

刑事责任方面，根据最新的司法解释，编造虚假信息，或明知是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与诽谤罪的解释类似，这条也明确了必须是”故意“造谣传谣才能构成该罪。当然，对于”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认定，在实践中依然可能不够明晰。对于网络谣言造成实体场所秩序混乱的，可以根据闹事的人数、时间等判断严重性。但网络秩序与实体场所秩序又有不同，如何才算是网络秩序混乱，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我国法律中与谣言有关的罪名还有：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等。这些罪名的主观要件也都是出于故意，即故意编造虚假信息，或明知是虚假信息仍加以传播的，才能定罪。

刑罚不是唯一手段

限制言论自由权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考虑实行此类措施时，国家有义务仔细考虑各种可能的选择。⑦所以，在治理谣言问题上，也要酌情判断。对传谣者的限制应宽于造谣者，对普通民众的限制应宽于有较高注意义务的人。除了刑法，也要依靠道德自律、民法、行政法等多种约束力量达到治理目标。

第一，过失传谣不能用《刑法》打击。造谣是有主观故意的，目的就是干扰人们的理性判断，对社会危害较大，处罚应该比较严厉。而传谣是过失行为，不构成犯罪。但有时可酌情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第二，根据注意义务不同，也要对传谣者区别对待。比如媒体、记者、公职人员、专家等，他们担负着为全社会提供准确信息的职责，人们对其信任度很高，应该有较高的注意义务。若他们传播虚假事实，会有更多人误信为真。所以，应让其承担更高的法律责任。

第三，通过非法律手段治理谣言，双管齐下，能取得更好效果。比如，危机事件中通过信息公开，可以压缩谣言生存空间;在污染、食品安全等公共议题上，有责任感的专家学者和网民通过科普辟谣，使得公众辨别谣言的能力得到提升;在谣言被识破后，对造谣传谣行为予以舆论谴责，可以警醒人们增强道德自律意识，以更负责任的态度发表言论。法律只是约束行为的底线，而提高全社会的谣言”免疫力“,才能更好地规制谣言，防其为害。

推荐期刊：《行政法学研究》是教育部主管、中国政法大学主办。杂志囊括百家、兼容并蓄，荟萃行政法理论与实务成果，弘扬行政法治精神，为中国向政法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uuqikan.com/xingzhenglw/171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