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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治政治思想如何评价

发布时间:2016-11-23   |  所属分类:行政:论文发表  |  浏览:  |  加入收藏

  作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早期青年运动的领导人,恽代英对这些不切实际的言论逐一进行了批判,指出救国的良方在于真正的民治政治,“我——亦还有许多我的朋友——都相信实在中国不是没有救治的办法。

公民与法治

  〔摘要〕民治政治思想是恽代英政治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恽代英政治思想主要包括民治政治的主体、民治政治的形式与实质、实行民治政治的障碍和实现民治政治的路径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恽代英的民治政治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实践观,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时代性和前瞻性,对当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恽代英;中国共产党;民治政治;民主

  辛亥革命结束后,军阀混战、群雄争长,中国社会进入剧烈的动荡期。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主张复古、实业救国、兴办新村、党派执政等各种救国的声音。要救治,只有求真正民治政治的实现”[1](P35)。民治政治,是相对于君主政治或精英政治而言的,顾名思义,是要尊重民众的主体地位,唤起并组织民众参加革命,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最终实现民主治国的目标。这既是当时救治国家之良方,又是治理国家的目标,反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救国的探索和思考,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一、广大民众是民治政治的主体

  阶级属性决定了各个阶级在救国运动中的角色和作用。恽代英根据不同阶级的社会属性和利益诉求,多次指出只有广大民众才能真正救治中国,实现民治政治的主体力量即为民众。恽代英首先批评了“士大夫救国论”。针对醒狮派重视士商阶级而忽视农工平民力量的现象,他分析了士大夫在救国中的态度,“他们的生活并不十分痛苦,而且时时有机会‘出卖’救国事业以自求荣利,所以他们没有为自己利益而奋斗的民众站在背后,结果总不能担任革命的责任”[2](P121),并列举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士大夫救国失败的事实,批评了醒狮派所谓的“士大夫救国论”。其次,恽代英分析了中国社会中的各个阶级,指出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是工农群众。他认为“智识阶级”很容易被诱惑或收买,商人阶级惟利是视,俸给阶级没有革命的力量,绅士阶级与军阀官僚相勾结,他们都是“不可依靠的”,“我们革命的基本势力,应当是什么呢?我们所应当倚赖的,必须是真正的生产者——农人,工人”[3](P256)。最后,恽代英明确指出民治政治的主体是广大民众。他重视群众的作用,要求广大民众要正确认识自身的地位和力量。他指出:“皇帝时代的主人翁,就是皇帝,所以他的教育,要养成为皇帝做事,知道忠君爱国的道理;民国时代与此大不相同,主人翁就是民众。”[3](P466-467)因此,广大民众是实现民治政治的力量源泉,“最大最可靠的,只有国民的力量”,“只要大家唤得起这种大力量,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1](P66-67)。弄清楚各个阶级在救国中的态度,准确定位救国的主体力量,是实行民治政治的首要环节,其为开展民治政治运动做了必要的准备。

  二、民治政治的形式与实质

  民治政治的实质是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但它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得以体现。1926年9月,恽代英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编辑政治讲义《政治学概论》,专门分章节探讨了国家政体、人民参政方式和权利,集中论述了民治政治的表现形式。

  1.主张中国政体应从党治过渡到民治政治

  恽代英认为,现有的国家政体大体可分两大类:专制政体和立宪政体。专制政体主要有君主专制、寡头专制和贵族专制等模式,立宪政体一般有君主立宪、民主立宪和苏维埃立宪三种模式。他详细论述了各种政体的特点,最后得出结论:“立宪亦犹如专制,在有阶级时代,政治总是一阶级压迫别阶级之方法,决无全民政治可言。”[4](P186)换句话说,专制政体和立宪政体都不能实现“全民政治”的目标。那么,中国应采用何种形式政体?恽代英主张全民政治即民治政治。但他同时又认为全民政治是宪政时期的政体形式,现阶段并不具备实现全民政治的条件,只能实行党治,以党的力量实行军政、训政,最后进入宪政时期,最终实现民治政治的目标。

  2.主张采用直接民权制和苏维埃制相结合的参政方式

  恽代英比较了国会制、直接民权制和苏维埃制三种参政方式的利弊,指出国会制下人民虽有选举权利,但在选举以后由议员代表议政,人民将处于无权地位;直接民权制的人民除选举权外还有创制、复决、罢免权;苏维埃制以生产者的职业团体为选举单位,人民有选举、提案或请求复议权,有直接民权之妙用。所以,他主张采用直接民权制和苏维埃制相结合的参政方式,其表现形式为国民会议和国民大会。在革命时代主要是采用国民会议,国民会议由农会、工会、商会、学生会、教育会、大学、政党、现代实业团体、军队代表等九种人民团体组成,可以联合各阶级形成革命的合力。革命成功后进入宪政时代,采用国民大会的参政方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恽代英当时已预见到国民会议中可能会出现资产阶级右倾和军队代表立场动摇等情况,要求“国民会议开幕以后,左派自然必须努力奋斗,方可防止右倾之弊”[4](P189)。这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前瞻性的政治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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