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对80后生育有何影响

　　80年代的这一批人是一个象征，如今社会压力最大的应该就是80年代的人们了，他们是唯一一代赶上计划生育的，他们需要两个人伺候四个老人，很多网友调侃国家政策能不能换一代人坑，其实说的还是有道理的，现在已经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了，那么80年代的人们心又累了。

　　在分析中学历与职业可能存在混淆，职业分类有交叉，如调查的在校研究生群体，就受教育程度来说他们属高学历者，就职业来说他们是学生，其实学生并非是一种职业，只是人生成长的一个阶段。但是学历和职业有一定关联性，学历层次越高，就越可能从事复杂劳动职业。但是随着教育的普及，关联程度会逐渐减弱，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将逐渐消失。

　　学历和职业对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过去人们认为，文化水平越低，孩子就生的越多，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和农民生的孩子多，国家干部生的孩子较少[2]。纵观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妇女的生育情况也确实如此[3]。究其原因，除了根深蒂固的“多子多福”、“儿女双全”传统生育观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提倡的鼓励生育政策作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知识女性曾给邓颖超写信，要求政府提供避孕措施，节制生育。而当时的工人、农民文化层次普遍不高，大多是半文盲和文盲，他们既没有避孕节育知识，更没有避孕节育的手段，“性”福与生育必须兼得成为她们无奈的选择[4]。

　　作者曾在农村做过调查:50～60年代农村育龄妇女都希望儿女双全，但数量以3个为宜，最多4个，过多生育并非是她们的主观意愿。而他(她)们的子女，即80后父母的生育观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总和生育率从他(她)们母亲的5.8下降到她们自己的2.47[5，6]。有作者对我国解放后居民生育意愿的变迁进行了考察，发现居民理想子女数随时展而逐年降低[7，8]，特别是调查了1974年及以后出生的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发现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没有差异，处于不同城市，具有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婚姻状况的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基本相同。从生育数量上看，约1/3青年希望生育两个孩子，60%的青年希望生育1个孩子，5%的青年不打算要孩子，希望生育3个以上的不足1%[9]。本次调查结果，不论从调查者学历还是从职业分析，96%以上生育孩子数量都选择在1～2个，且选择生育2个者多于生育1个者约10个百分点。打算不要孩子或愿意生育≥3个者均以研究生居多，自由职业和无业者不要孩子的比例高于其它职业者，其原因需进一步研究。

　　职业的关系越来越不明显，且向多元化发展。究其原因:一是生育观念会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发生变化，追求多元化、个性化、舒适化成为这代人的主要生活方式，生育已不再是人生的唯一追求，表现出能生而不愿多生;二是抚养成本不断增大，当“房奴”、“车奴”而不愿再当“孩奴”，表现出想生而不敢多生;三是政府和市场提供了良好的避孕节育药具，性和生育完全可以按照主观意愿调控，成为不想多生而能不生;四是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80后的影响将继续下去，不愿违规生。“想生”与“不想生”是人的主观意愿，而“敢生”与“不敢生”是人的客观承受能力，理论上两者不该相互影响。

　　但主观意愿常常会受客观承受力和生育政策的影响，使得实际生育数往往小于意愿生育数，以经济基础为主导的实际生育数量是理想生育数量的具体体现[1]。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已进入老龄化时期[10]。经济和人口如何均衡发展，谁来养老已成为国家面临的大问题。面对改革开放、社会多元、生存压力加大，已经不愿多生的新一代，作者建议，应尽快把生育的国家计划调整为家庭计划，真正体现计划生育徽章所赋予的含义。国家可根据不同时期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用奖励等多种方式提倡少生或多生，使人口结构保持在合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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