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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职论文发表简述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道路

发布时间:2014-05-23   |  所属分类:音乐:论文发表  |  浏览:  |  加入收藏

  摘要:刘天华在一生短暂的37年经历了晚清最黑暗的最后十七年和民国军阀混战、国内矛盾激烈的前二十年。旧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土崩瓦解,新的民主主义尚未成熟,政治、经济、文化在求变中转型,新与旧、中与西在各领域引发争论、对抗,振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刘天华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下从事自己的音乐事业。

  刘天华并非出生音乐世家,甚至家中没有懂音乐的人,更谈不上从小接受严格的音乐训练,但家乡江阴浓厚的民间音乐氛围使他从小痴迷上音乐,音乐后来也成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刘天华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与他从事音乐活动的经历分不开,对他音乐道路的梳理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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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音乐的启蒙

  刘天华从小酷爱音乐,对音乐的敏感和兴趣,使得他的音乐才能在同龄人中显得格外突出。江阴城从地理位置上看,位于长江下游南岸,是长江最险之处,形成天险。历代战争中这一带人口流动大,输入了很多外地的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当地流行的民间音乐也比较丰富,有江南丝竹以及山歌、小调、号子等各种类型的民歌,还有花灯等民间歌舞音乐。戏曲音乐有锡剧、苏州评弹等。刘天华儿时,当地还有摆擂台赛民歌的风俗和传统,来参加比赛的民歌手中,大都来自城外,演唱的都是富有生活气息的民间歌曲。江阴不仅民间音乐比较丰富,而且民俗音乐氛围还相当浓厚,乡间红百喜事,总会请民间艺人或和尚道士来演奏音乐。无论什么类型的音乐都深深吸引刘天华。刘天华家附近的孔庙和通塔庵,每逢有祭祀活动、僧家佛事,悠扬的钟鼓之音、动人的丝竹乐常常吸引刘天华,使他如痴如醉。涌塔庵的彻尘和尚还成了刘天华的乐器启蒙老师兼一生的好友。

  刘天华小学毕业后,在家庭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克服了重重阻力,于1909年进入了常州府中学堂。常州府中学堂是新式学堂,课余活动十分丰富,刘天华成了学校课余音乐活动的积极分子。入学后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学习音乐,课余时参加学校军乐队,尤其对铜管乐器情有独钟,这也成了他学习西洋乐器的启蒙。武昌起义爆发,学校停闭,刘天华回到老家江阴,和大哥刘半农一起加入了“反满青年团”。当时仅仅十六岁的刘天华,成了“反满青年团”军乐队的指导兼号手。

  可以说,刘天华这一阶段仅是对音乐的偏爱,还未产生终身从事音乐事业的想法,但江阴民间音乐对他的熏陶,使他深爱江阴丰富、浓厚的民间音乐,而常州府中学堂西洋乐器的学习,在他童年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这为他日后国乐改进的理想奠定了基础。

  二、学习与立志

  刘北茂回忆刘天华在上海的经历时说:“二兄天华从一个闭塞的小县江阴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既是冒险家的乐园、吸血鬼的魔窟,同时也是人文荟萃、各种新思潮活动的场所,这对刘天华来说犹如‘乔木出幽谷’”。① 1912年二、三月之交,刘天华随刘半农一起到了上海。刘半农应《上海演说报》之聘,担任了该报的编辑。年仅17岁的刘天华在朱旭东和李青磐主持的“开明剧社”的乐队里工作,担任小号演奏员。剧社中钢琴和各种西洋管弦乐器应有尽有,可供刘天华学习。在“开明剧社”的演出任务并不繁重,刘天华得以有充分的空余时间学习音乐。他钻研了乐理和作曲理论,初步掌握了基本的作曲技法,后来还能给乐队编曲。这期间他又加入万国音乐队学习多种西洋管弦乐器,尤以铜管乐进步最快,此外还开始学习钢琴和小提琴。

  1914年仲夏,“开明剧社”被地方当局下令解散,刘天华在惋惜、失望与痛苦中被迫回到江阴老家。在回家之前,他目睹一家乐器商店橱窗里摆着各种绚丽的西洋乐器,而中国的锣鼓、琵琶之类乐器仅作为点缀品,显得十分寒碜。他对民乐的现状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担忧,同时也意识到民族乐器本身存在着缺陷,若要使国乐有一定的地位,就必须要对国乐进行改进。也正是此阶段,刘天华决定立志终身献身于音乐事业,并萌发了“改进国乐”的想法。刘天华1927年为“国乐改进社”拟定计划时说道:“改进国乐这件事情,在我的脑中蕴蓄了恐怕已经不止十年”。②可见刘天华改进国乐的想法是在上海从事音乐活动期间形成的。

  三、初为人师

  上海的经历是刘天华重要的人生阶段,他无论在思想意识、音乐技能、文化修养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刘天华从上海回到老家江阴后,经朋友姚至诚的推荐,在离江阴二三十里的小镇华墅上的华澄小学谋得音乐教师一职。刘天华失学后以教师的身份重回校园,这是他决定终身从事音乐事业的正式开始。

  刘天华任职后,为深入了解中国民族乐器,开始四处走访民间艺人。在华澄小学半年多时间里,他在三弦、唢呐、二胡等多种民族乐器的演技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这期间刘天华得以正式学习民族乐器,有幸拜在国乐大师周少梅门下,学习二胡和琵琶。在之后的几年里,接连的失学、失业、贫困、丧母丧父等多重困难,迫使这位20岁的年轻人对人生开始了“何去何从”的思考,有了他第一首二胡独奏曲《病中吟》的构思。作品的创作成功,可视为他在上海学习西洋作曲理论的成果。“《病中吟》原名《胡适》,因与人偶合,遂改为《安适》,意思是作者在家贫、失业、国难、家愁的逆境中感到走投无路的痛苦,即‘余将安适?’……但这又容易使人误解为‘安逸而舒适’,因此最后才定名为《病中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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