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下现实题材电影

　　《82年生的金智英》翻拍自同名小说，由金度英导演，郑裕美、孔侑主演，在韩国及亚洲国家反响强烈。金智英是当年韩国出生女性使用的最高频次的名字，她的人生历程反应了一个普通女性在韩国社会的生活状况。本文试图分析主人公金智英从童年到人母的人生境遇产生的缘由，以此探寻韩国女性对自我价值的渴求和自我诉求。

　　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价值;韩国电影

　　《82年生的金智英》未发行前编辑对它的销售量预估为8000册，然而发行后销量在韩国突破100万册，《82年生的金智英》(以下简称为《金智英》)突然成为了2018年韩国图书业现象级畅销的典型代表。由于其书籍本身的社会现实意义以及在韩国本土与东北亚国家的话题度，被韩国导演金度英翻拍成同名电影，郑裕美、孔侑饰演主人公金智英、郑大贤，于2019年10月23日和11月7日分别在韩国与中国香港上映。现代韩国家庭结构与中国无异，主要由核心家庭组成。而传统的韩国家庭一般是由祖孙几代人共同生活的大家庭组成的，家庭是女性生活活动的主要场所[1]，女性是贯穿家庭的“绳子”，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家庭劳动，并且存在男人进行家庭劳动即女性失德的意识。《金智英》中主人公金智英就是生活在这两种家庭结构迭代的时期。本文拟从女性主义视阈试以《金智英》中主人公金智英的人生轨迹为放大镜，从家庭、职场、社会等层面探寻韩国女性的社会形象与地位低下的原因。

　　一、“重男轻女”家庭观及错误“女德”观念不利于女孩自我意识形成

　　金智英小学五年级之前，三姐弟与父母、奶奶一家六口人住在一间33平方米的平房里，奶奶比起恩英、智英姐妹俩，关心的更多的是小弟智硕。奶奶特别讨厌金智英吃弟弟的奶粉，只要发现孙女又在偷吃，就会伴随着“胆敢贪图我金孙的奶粉”这样带有偏向对待的语句，令智英措手不及地朝她的背部狠狠地打下去。其实当时还年幼的金智英，并不会羡慕弟弟的特殊待遇，因为打从他们一出生，受到的就是差别对待。虽然偶尔会觉得有点委屈，但她早已习惯这一切，并自觉做出合理化解释安慰自己：因为我是姐姐，所以我要让着弟弟，并和姐姐共享仅一份比弟弟的东西还次等的物品。这样的境遇可以看出在年长一辈的观念里，男性才是家庭的希望，支撑起家庭生活的顶梁柱。就像文中智英父亲对智英母亲担心第二胎还是个女儿的言论的反应竟是“别说这种触霉头的话”。生女儿是“触霉头”，可见在韩国家庭的这一杆秤中，女性的分量“轻飘飘”，只是男性的附属品，一切都要为男性让道、服务。中学时期，金智英一次补习班放学乘公交车回家被同班并不认识的男同学尾随并试图侵犯，多亏同车的阿姨看出金智英的无措和恐惧帮她赶走了男同学。可令人惊诧的是，父亲对惊慌失措、还在发抖的女儿不是安慰或者表示要严惩那个男孩，反倒是斥责她“为什么要去上那么远的补习班”“以后衣服要穿得得体”“不要对所有人都笑”。我们需要知道金智英穿的仅仅只是整个韩国教育界规定的女生西式校服，对同学和善微笑也都是整个社会认可的从小到大被教育“要有礼貌”的表现。当女儿的人身安全幸免于他人侵害时，家人不是斥责侵害人，而是要求被害人自省，守旧的思想观念抑制甚至扭曲女性在青春期的心理健康成长。父亲令人不解的反应映射了“女德”这一固化女性自由发展的认识，例如指导“女同学要靠外貌”“若在公车上遇到骚扰，就假装不小心踩到对方的脚”。这一严重滞后的教育方针对于处在青春期阶段的男女同学，压制了其形成性别平等观念的形成。从儿童时期就被训诫要谦让自家兄弟与同学;人身安全受到侵害而无法惩戒侵害人的同时更被斥责自身问题的“受害者有罪论”;在求学、求职方面远不及男性机会多的情况……这一系列的权利不对等自韩国女性出生以来就压得她们喘不过气，长期以往的积压就像是一个弹簧，打压太久导致弹簧崩溃，于是，韩国女性不再低头沉默，她们开始采取静坐，游行示威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与不满，运用直接、公开的方式争取让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

　　二、职场对女性职工的不平等对待压制其个人价值发展

　　国文专业毕业的金智英在社会招聘女性职工普遍疲软的环境下面试了多家企业，最终进入了一家宣传公司，同期还有三名男性和一名女性职员。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被金智英视为职场榜样、产后还能成为组长，“兼顾家庭事业”的女上司对智英的业务能力称赞有加，但是当会社从现有员工中挑选成立的项目组五名成员均为男性时，面对金智英的疑问与不甘，她无力的回答也只是“会社认为长期的项目组如果加入之后可能会结婚，请生育假的女性员工会降低项目组的工作效率”。金智英对于这样的回答似乎有所准备，可是令他诧异的是从自己视作职场偶像的女上司口中说出：她在家庭与事业两者之间已经被自动划分到了家庭当中。2019年IPSOS最新全球性别平等报告显示，韩国31%的受调查者认为平衡工作和顾家是女性面临的首要问题[2]，这就导致了部分女性无法家庭、事业“一把抓”，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取舍。2014年，韩国战略和财政部推出了公共组织女性管理人员配额制度，到2017年，公共机构女性管理人员的比例将从2013年的12.7%增加到18.6%[3]。产生了初步成效，但自由的市场经济层面的变动还是甚微，因为利益至上是每个企业、商人的生存信仰。

　　三、社会对于全职太太的“有色眼镜”挫伤妇女的心理健康

　　与郑大贤结婚后，面对婆婆明面暗地的催孕态势，金智英无奈地提前了生育计划。当时会社对于孕期员工的福利是可以晚一小时到岗，可金智英不愿被特殊对待，坚持乘地铁按时到岗。然而有一天在地铁上，被同乘的老年人提议要给金智英让座的年轻女子恼羞成怒说了句让她难堪的话：“肚子都大成这样了，竟然还坐地铁出来赚钱，真不知道在想什么。”连女性都对自己将来可能会面临的状况散发恶意，此种行为实在令人心寒。某日金智英带着孩子在公园玩耍，期间她带着孩子去咖啡厅点了杯约人民币九元的咖啡，因为孩子突然的哭闹打乱了她的阵脚，一不小心打翻了做好的咖啡，周围排队的顾客不仅没有上前帮助这位年轻妈妈，甚者她听到不远处的男性白领对身旁的同事窃窃私语，说金智英是“妈虫”—靠着丈夫活着的“寄生虫”，她这段时间积攒的怒气像是一个气球突然被针扎破了，她上前质询这名男性为什么在不了解一个人的情况下要用如此粗鄙、带有蔑视等消极色彩的词语形容他人，那人仓皇离场，最终她回到家以崩溃大哭结束这本该放松的一天。来自社会、家庭的重重压力最终使得金智英患上产后抑郁症，出现多重人格的病状，她时常将自己代入成自己的母亲，向自己的丈夫、婆家“控诉”，这一切行为的产生可以归结于不论是社会哪个年龄段的群众，都对母亲这一角色不宽容、不理解，导致母亲这一群体在社会思维下固化为毫无社会价值的，依徬于男性、家庭的附属品。金智英是1982年韩国出生女性使用的最高频次的名字，在《金智英》中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代表的不仅仅是她个人，更是成千上万的女性群体。她是众多韩国女性的缩影，《金智英》试图通过艺术的表达形式把“金智英”的生活状况呈现在大众面前，唤醒无数个“金智英”以及其他人认识到当下亟须重视的社会问题———女性的权益无法受到重视与保护。创作者创作此小说及电影的根本目的不是征求女权，更多的只是为了两性自由，为女性谋求合法、平等的利益。韩国电影业已经在现实主义题材这方面努力了许多年，即使问题在现实中解决得太过缓慢，但就像鲁迅所写到的：“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4]。

　　作者：戴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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