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期刊论文基金会税收优惠正当性之法律理论

　　这篇法律期刊论文发表了基金会税收优惠正当性之法律理论，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基金会必须在民政部门登记方能合法运作，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民间非营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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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金会的界定

　　基金会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种伟大的制度创新，它吸收了人类社会源远流长的慈善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法律架构，创造出一种具有法人治理模式的新型慈善机构。一般认为，基金会与其他非营利组织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活动主体的不同，基金会不是人合组织，而是财合组织，体现的是一种财合属性。

　　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基金会提出过很多有影响力的观点。在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发祥地美国，最先对基金会加以定义的是曾任美国卡耐基基金会会长的弗雷德里克.P.凯佩尔，他在其所著的《基金会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提出：“基金会是出于慈善目的而设立的基金，由理事会进行管理，习惯上在联邦或者州的法律监管下运作，并享有税收方面的特权。”[1]美国“基金会中心”给正式的“公益基金会”的定义是：“非政府的、非营利的、自有资金(通常来自单一的个人、家庭或公司)并自设董事会管理工作规划的组织，其创设的目的是支持或援助教育、社会、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动以服务于公共福利，主要途径是通过对其他非营利机构的赞助。”[2]

　　美国税法中第501(c)(3)条款规定了享受免税待遇的基金会的条件是：“其组织和运作完全是为了我宗教、慈善、科学、公共安全试验、文学或者教育，扶助国内或国际业余体育竞赛，或防止虐待儿童或动物的目的。但不适用于以下情况：其收入任何部分作为私人股东或个人利益，以大量活动用于企图影响立法的宣传等活动……以及参与或干预拥护或反对任何公职候选人的政治竞选活动。”这一规定事实上反映了公益基金会的三大特征——公益性、非营利性和非政府性或独立性。[3]

　　1981年7月28日，我国第一个公益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基金会”一词第一次进入现代中国的视野。1988年9月27日国务院发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已失效)首次赋予“基金会”法律上的意义：“本办法所称的基金会，是指对国内外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自愿捐赠资金进行管理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该定义的优点是明确了基金会的“民间”和“非营利”两大特征，缺点是涵盖了“国家拨款建立的资助科学研究的基金会和其他各种专项基金管理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基金会作为一个民事主体的定义的独立性。

　　随着我国基金会事业的发展，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我国基金会作出了法律定义：“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此概念扩大了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丰富了基金会的财产种类，删除了“国家拨款建立的资助科学研究的基金会和其他各种专项基金管理组织”，使得基金会的概念更加靠近现代基金会语境下的定义。

　　二、基金会税收优惠正当性理论分析

　　关于公益慈善组织税收优惠理论的探讨，主要以西方国家的非营利组织为对象，其立论基础是以非营利组织的特性和其对社会的贡献为主。虽然我国非营利组织与西方非营利组织有一定的差距，但我国基金会作为我国非营利性组织的一部分，亦有利他性，致力于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且为现行各类税法减免规定之适用对象，性质上与西方非营利组织相近。因此，关于非营利组织税收优惠之理论，亦可作为探讨基金会税收优惠理论之参考。根据JillManny的论述[4]，非营利组织免税理论主要包括：补助理论、税基定义理论、资本结构理论、捐助理论和利他行为理论，这些理论在金锦萍的《论我国非营利组织所得税优惠政策及其法理基础》已有详细介绍，本文不予赘述。

　　狭义的税收优惠，指的是国家进行税收稽征时，基于特定之理由，对于有纳税义务之义务人，就其特定之应税财产或所得，给予全部或部分免纳税，甚至免申报之优待，藉此引导受惠者之行为。[5]因此，税收优惠是国家以减免税收负担为诱饵，促使受惠者从事特定之行为，以创造理想的成果与绩效，进而达成有利公益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优惠本质上是公权力达成目的的手段，虽然税收优惠作为手段，并不具有直接干预的效果，但是由于税收优惠影响国家税收，增加未享受优惠的人民的负担，以及国家福利资源有限，其给予不应过犹不及，因此，国家采取租税优惠时，当然必须受到比例原则之拘束。

　　原则上税收以组织财政收入为目的。“某税法规范其目的仅在于取得收入，吾人称之为财政目的规范，此种规范，立法主要考量者，在于国家租税负担如何公平分配予国民……故租税平等负担要求，成为税法之最高体系原则，”[6]因此，以财政为目的的税法，其正当性在于国家财政收入如何公平分担于人民，其衡量标准是税收平等原则，具体标准是量能课税原则。但是，非以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的税收优惠，其所增进的公共利益不在于公共支出之平等负担，而在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之目的。“此种税法之正当性，取决于目的与手段间是否符合比例原则，亦即此种租税优惠(或特别负担)是否有助于特定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之达成：是否无其他更少损害(量能原则)方式;目的与手段间是否具有合理正当性。”[7]因此，非以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之税收优惠，其正当性衡量标准是比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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