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期刊论文基金会税收优惠正当性之法律理论(3)
项目委托、合同外包和政府釆购这三种方式在国外的基金会发展中运行良好，政府通过开展公开招标的方式将公益事业交与企业或非营利组织承担，但在中国现阶段，基金会的发展较晚，功能比较弱小和单一，大部分基金会也未被政府纳入釆购对象，所以这也不是政府重要的促进手段。
无偿划拨土地及办公场所这种方式是很好的扶持，但是这是一次性的，没有任何后续影响的帮扶方式。因为免费使用后基金会开支是有所减少，但是其本身家底较薄，省下的资金也无更大使用之地，一些大的项目好的项目仍然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
而通过对公益基金会的筹资渠道进行分析，我们知道其大概有三种。第一，企业或个人的捐款。第二，政府的资助。第三，自有资金的增值。从政府层面，对于基金会的资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每年的税收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对基金会的资金投入，如同前面所言的是直接拨款。直接拨款的方式虽然能够立竿见影，但是一般都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在运行初期和运转过程中能够得到这种待遇，比如上海慈善基金会创始初期政府提供了98%的资金，运转后每年的资助比例也达到10%。[9]这让很多数量众多的草根基金会望尘莫及。政府动员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官方背景的问题。另一种是通过政策运用对基金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这也是政府的间接资金扶持，但是从长远意义上说却能以更好的效果影响其他两种筹资方式，企业和个人的捐款因相关税收优惠而乐善好施，而基金会通过税收优惠政策，自有资金增值幅度更大，这种方式才是政府促进公益基金会发展的最有力工具。况且，根据JillManny对补助理论的阐释，政府直接拨款等干预手段必须有特别的法令作为依据，有可能让公共精神消失，导致基金会为了获得政府的拨款或动员而依赖政府，以致丧失其存在最主要基础，即独立性。
综上所述，税收优惠的方式具有广泛、简要与自动等特点，能够有效鼓励大众多从事公共性的慈善活动，增进社会大众的自信与自重等公共美德，在所有的政府促进基金会公益发展的手段中是损害最小的手段，符合必要性原则。
(三)目的实现与量能课税原则所受损害的法益比较(均衡性原则)
均衡性原则在基金会税收优惠中的体现就是，税收优惠的目的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与牺牲量能课税原则之法益的衡量。这其实关乎两种价值判断、比较与选择的问题。这一原则是从“价值衡量”上来决定税收优惠的取舍。同时，还存在着一个比例的界限问题，如果给予基金会税收优惠所带来的消极作用远大于积极作用，即“明显超出比例”之外，就存在不合比例之可能。
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6条第一款规定：“基金会及其捐赠人、受益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条例明确了税收优惠待遇的主体包括了基金会、捐赠人和受益人。这一条例颁布之后，我国基金会数量从2003年的954个增加到2012年底的2961个，超过此前20年设立的基金会数量之和，[10]到2013年，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超过公募基金会数量。由此可以看出，哪怕只是对基金会税收优惠方面有一些原则性规定，也能点燃中国成立基金会做公益的热情和信心。这说明税收优惠大大促进了我国基金会及其公益事业的发展，政府在公益事业上收获的价值并不低于其在财政收入方面的损失。
综上所述，基金会税收优惠符合比例原则中的均衡性原则。
(四)小结
以上运用比例原则对基金会税收优惠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基金会税收优惠符合适合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均衡性原则，因而符合比例原则，具有正当性理论依据。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99条，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之成品与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之物品，但是不包括以医疗为目之之物品。本文认为，刑法应该站在更有利于保护食品安全之角度，对涉及食品安全犯罪之“食品”做广义解释：即还应包括生产食品之原料，食品之半成品，食品之添加剂以及所有其他在食品生产过程中添加之，旨在作为食品之一部分供人食用之物质。相应之，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之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这一概念对食品卫生、质量、营养等方面都提出了要求，并延展至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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