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法律论文透视《公司法》里的转投资问题

　　关键词: 优秀法律论文,转投资,不当转投资,相互投资

　　内容提要: 公司转投资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助于增强公司的自治，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司的人格和拓宽公司的盈利空间，也可能损害公司相关者的利益。我国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在革故鼎新的基础上于第15、16条对此行为作了专门的规定。然这些规定仍显简约粗疏，不仅对转投资的一些决议程序与不当转投资效力的界定模糊不清，而且还缺乏相应的风险规制机制。因此，仍有必要在廓清相关问题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司转投资制度。

　　公司转投资是指公司在存续期间将部分资产投入另一企业并因此成为该企业出资人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实质就是投资，只不过这种投资相对于股东的直接投资而言，其是先以股东事前投资所形成的法人财产再作其他投资的一种“转”投资。作为公司的一种自主经营行为，转投资不仅可以使公司实现多元化的战略经营，获得稳定的原料来源、生产设备及制造技术，还能助于公司扩大规模，分散经营风险和平衡公司盈余的周期波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然而，转投资是一把双刃剑，其在给公司带来上述诸多好处的同时也无形中削弱了公司的偿债能力，影响交易安全，严重者还会导致公司股本抽逃、资本虚增，诱发不当关联交易，损害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等相关主体的利益。

　　一、我国新旧《公司法》对转投资的相关限制

　　基于转投资固有的负面效应，我国公司立法从一开始就对公司转投资行为给予了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集中于旧《公司法》第12条，包括两个：一是对转投资对象的限制，规定公司只可以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二是对转投资的比例限制，要求公司向其他有限公司，股份公司投资时，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累计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显然，前一限制意在防杜公司对外投资时成为承担无限责任的股东。因为投资有限公司外的其他经济组织，一旦出现经营不善，资不抵债，公司须负连带责任，如此则会损及公司原有股东及相关债权人的利益。而后一限制则在防范公司对外“大兴投资”，从而保证公司主营业务有充足的发展后劲及相应的偿债能力。

　　与旧《公司法》(以下简称：旧法)不同，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对转投资的规定则有了较大的突破。其第15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第16条规定：“要求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应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的总额及单项投资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由上述对比可见，就公司转投资对象而言，新法不再明确将其限制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上，而是扩大到其他企业。这就意味着在原有两种传统公司的基础上，公司还可以投资非公司性质的企业法人，前提是这种投资不会导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而在转投资的比例上，新法已完全放弃了50%的上限要求，将转投资的规模交由公司章程自行规定，给予了公司更多营利与发展机会，充分体现了对公司意思自治的尊重，弱化了公司立法中的国家行政干预色彩，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和进步意义。但从公司法实践情况来看，目前新《公司法》(以下简称：新法)对转投资的规定仍显简约与粗疏：不但很多问题的处理还缺乏直接与明确的依据，而且对转投资可能产生的风险控制不周。下面，本文尝试对新法的转投资制度做进一步的探讨，以期寻求解决实践问题的可操作方案和应对转投资风险的规制策略。

　　二、公司转投资的前置程序问题

　　新法虽赋予了现代公司更大的自主权，取消了转投资的比例限制，但对转投资仍有一些程序上的要求，即公司转投资无论数额多大，事先都须经过内部相关机构如董事会或股东会的决议通过方可进行。至于究竟是经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会的决议通过，则完全取决于每个公司的具体章程规定。但问题是，转投资远非是与公司设立或组织活动有重大关系的基础性的事项，于公司而言远非不可或缺少。因此实际操作中很可能会发现公司章程没有涉及转投资规定的情形。这就会令人产生一个困扰：如果章程没有规定，公司转投资还可以进行吗?或者说，如果还需要经过决议，那决议应该由何种内部机构做出?如何做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笔者以为还是应该结合公司立法的一般原理及其他条文来加以解答。首先，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新法都没有要求将公司转投资决议程序与数额问题作为绝对必要的记载事项，因此即便章程没有涉及，公司开展转投资仍可进行(注释1：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一般都是与公司设立或组织活动有重大关系的基础性的事项，例如公司的名称和住所、公司的经营范围、公司的资本数额、公司机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其次，综观新法，有关股东会及董事会职权的行使规范中都有明确涉及公司投资的决定问题。如第38条第1款就赋予股东会“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第47条第3款则列出董事会的一大职权就是“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因此，尽管转投资仍可进行，但须经董事会或股东会的前置决议程序。虽然乍一看，这两个授权性的规范区别不大，但仔细推敲，两者“貌合神离”，各有所侧重：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其主要从宏观、根本上对公司是否进行转投资，以及转投资方向等涉及投资计划安排这一重大问题做出决议;至于微观上的具体投资方案则交由董事会决议。因此，两种决议并行不悖，缺一不可，并不存在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由董事会作出决议较之股东会更为合理的差别(注释2：持该观点者典型代表为北京大学李飞博士。参见李飞：《法解释论视角下的公司转投资行为》，载《法学》2007年第11期，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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