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育新民，再造民族”：晏阳初平民教育的精神内核

　　晏阳初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者，更是蜚声海外的国际文化名人。晏阳初作为一位平民教育家，深植于民间、乡村，希冀以教育的方式，联动整个乡村的发展，最后达至民族的兴盛。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涵盖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具有非常强的实践底色，能够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乡村教育的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

　　一、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内涵晏阳初自幼深受儒家文化的熏染，怀揣“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儒家理想，同时在青年时期负笈海外留学，接受了西方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西方的民主平等思想成为其终身开展平民教育实践的思想之源。纵览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发生发展史，可以发现这一思想萌发于在法国为华工服务的特殊经历，发展于著名的“定县实验”和其领导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期间。具体而言，其思想内涵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以“除文盲”为目标的识字教育，第二阶段是以“再造民族”为目的的乡村建设，这两个阶段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反映出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不断深入。

　　“除文盲”是整个平民教育事业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初始阶段的主要内容。晏阳初认为：“文字是传播知识的工具，也是寻求知识的钥匙。欲传播知识，须先传授文字，欲得知识，必须认识文字，所以平民教育第一步，必须有文字教育。”这一认识来源于其在法国为华工服务时的切身体验。当时中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派出了约20万华工到法国，做诸如修筑铁路和公路、装卸和运输物资、生产军需品、清理营地和战场、挖战壕等苦力。1918年5月，晏阳初从耶鲁大学本科毕业，立即以志愿者的身份，赴法国白朗，为在该地参战的5000名华工服务。这些华工大都是文盲，无法给家里人写信，纷纷请他这位“洋秀才”代写家信。但一个人整天忙个不停，也实在满足不了太多人的需求。于是，他想到何不教会他们识字、写字，进行文字教育。他利用晚上时间，通过3个月的教育，让华工们学会了读写基本的汉字。不久，晏阳初又创办 《华工周报》，供他们阅读。识字教育取得显著成效，使晏阳初对苦力的“苦”和苦的“力”有了深刻的理解。他认为，苦力身上蕴藏着巨大潜能，识字教育就是开发他们的“脑矿”，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伟大活动。

　　1920年8月，晏阳初自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中国，抱定为中国亿万不识字的民众开展民教育的志向。他说：“今日我国的问题，这样的复杂，非从根本上求一个解决方法”，“欲根本上求解决的方法，还非从四万万民众身上去求不可。”晏阳初用一年多的时间调查了19省市民众的生活、教育状况，发现国内平民的生活状况比华工更苦、更难，一般平民更是啼饥号寒。最终，晏阳初总结出在国内施行一般平民之“文字教育”存在三大难题，分别为“穷难”“忙难”“文难”。针对这些难题，晏阳初本着“最少时间，最少金钱，实施最不可少的教育”的原则，开始实施文字教育。首先是依据“所学即所用，所用即所学”的原则，挑选出平民日常生活中最常用而不可不学的基本字，然后据此编制市民版与农民版两种 《千字课》，且以低廉的价格售给平民，通过开设平民学校对平民进行识字教育。

　　在开展文字教育的基本条件均已完备之后，晏阳初带领平民教育运动的成员相继在长沙、烟台、汉口、嘉兴、杭州等地开展平民教育试验，所获成绩非常可观。比如，当时“湖南平民教育成绩为全国冠，各县大半均有分会，力求达到全省人人识字之目的” (晏阳初，1937)。这些巨大反响，引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关注。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平民教育就是识字教育，千字课就是平民教育，“这实在是大误会而特误会” (晏阳初，1927)。晏阳初 (1927) 曾说：“平民教育的工作大概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识字教育，第二步是继续教育。”识字教育是一项基本工作，是施行一种教育所必需的基本工具。识字教育的直接目标是“除文盲”，具体表现为：“(1) 认识千余个基本汉字， (2) 输入这千余汉字所能代表的常识， (3) 引起读书的兴趣。” (晏阳初，1927) 也就是说，识字教育不是平民教育的终点，在识字教育之后还有程度更深的继续教育，“其目的不在使农民识字，而在使其达到整个生活改造的目标” (晏阳初，1935)。由此可知，没有识字教育便无法开展平民教育，但识字教育只是一种基本教育，直接目标在于扫除文盲，根本目的在于人的改造———“作育新民”，即在平民有了识字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公民教育的问题，提升平民的文化、经济、道德水平，培育新型的公民。这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工作重点转移的过程。字教育是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初始工作，在识字教育完成之后，平民教育工作并未就此结束，而是深入到更为重要的乡村建设领域，其目的即为平民教育的终极目标——

　　—“再造民族”。晏阳初等人开

　　展的平民教育实验一开始主要聚焦于城镇，针对城镇市民、军队士兵等开展教育活动。为什么后来转移到乡村，开展乡村建设?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人的基础都在于农村。晏阳初 (1930)曾指出：“构成国家的三要素是土地、主权和人民。如果有人问：这三要素比较起来哪一个最重要?我的回答是‘人民’。”人民是固本工作的基础，当时中国人口号称有四万万，农民人口占据80%以上，而且农民大多组织散漫、无知无识，因而要想“成为一个现代有力的新国家，复兴民族，首当建设农村，首当建设农村的人” (晏阳初，1930)。由此，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发生了重大转移：在教育对象上，由城市转向乡村;在教育方式上，由注重识字教育转向注重整个乡村的建设;在教育目的上，直指“民族再造”。这些转移具体表现为晏阳初在定县所开展的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等人在定县开展实验之前，对当地社会进行了实地调查，并据此提出了“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理论。晏阳初等人在调查后发现，当时中国农村的问题大致可归结为“愚”“穷”“弱”“私”四个方面。对此，晏阳初相应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具体为：“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这便是晏阳初的“四大教育”理论。而且，这四个方面并不是毫无关联的，而是互相结合、分工合作、互相关联的关系。晏阳初认为：“各地农民所面临的种种基本问题，诸如贫穷、文盲、疾病、公意识差，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要解决好其中一问题必须同时解决其他的问题。”可以看出，他所提出的“四大教育”是以解决整个乡村生活的难为目的，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剥离的系统性、整体性的改进过程。那么，如何推行这“四大教育”?晏阳初本着教育与生活相联系、教育与社会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三大方式”，顾及乡村里的所有人，使得人人都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以此改造整个乡村生活。具体而言，“三大方式”主要针对不同的受教对象，如学校式主要以青年为对象，以实施文字教育为主，重工具知识的传授与基本训练;社会式主要以有组织的农民为对象，依据“四大教育”的具体内容而展开;家庭式是将全村大多数的家庭联合起来进行分类教育，达到“一方面是家庭的社会化，一方面是要家庭教育化” (吴相湘，2000) 的目的。综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是在发展中逐渐形成完善的，以识字教育为起始，以整个乡村建设为重点和核心，从而培养出有知识力、生产力、团结力、强健力以及公德心的现代化民众，达致中华民族的改造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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