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论文美国货币政策如何影响中国经济?(3)

2.变量和数据特征

考虑到2005年7月汇率制度改革，本文选择月度数据，期间为2005年8月至2014年9月。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各变量及其稳定性情况如下：

Mm： 美元期末汇率(当月数;单位：人民币/美元)，1阶单整序列。

Cj：出口商品价格总指数(上年同月=100)，平稳序列。

Jj：进口商品价格总指数(上年同月=100)，平稳序列。

Dz：发电量产量增速，当月(%)，1阶单整序列。

Gj：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年同月=100)，当月，平稳序列。 　　Jm：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同月=100)， 当月，1阶单整序列。

Gm：美元广义货币指数(M3)(2010年=100)，SA(%)，1阶单整序列。

Xm：美元狭义货币指数(M1)(2010年=100)，SA(%)，1阶单整序列。

Rd：燃料动力类购进价格指数(上年同月=100)，当月，平稳序列。

Sls：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年同月=100)，当月，1阶单整序列。

Ckzs：出口额当月同比增速(%)，1阶单整序列。

Jkzs：进口额当月同比增速(%)，1阶单整序列。

Llgy：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 隔夜，当月(%)，平稳序列。

本文主要使用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VAR、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这些方法要求变量是平稳序列，所以首先对数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其中，Jj、Gj、Rd、Llgy为平稳序列，其他变量均为1阶单整序列。对1阶单整序列，取其1阶差分进行分析。本文研究选择的变量较多，在众多变量关系中审视美国货币政策与中国出口关系是本文的研究特点。

四、美元供给量影响国内物价水平

出口和工业品价格是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中国一般物价水平的媒介。

第一，美元供给量影响中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美元广义货币指数影响中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D(Sls)、D(Gm)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认为，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Gm)不是D(Sls)的原因假设;不过，在5%的显著性条件下，中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美元广义货币指数影响不显著;对D(Jm)和D(Gm)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Gm)不是D(Jm)的格兰杰原因假设。

第二，美元供给量影响中国工业品价格水平。金融危机前后，美元供给与中国工业品价格关系变化。危机之前，美元广义货币指数和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相互影响。对Gj和D(Gm)关系进行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Gm)不是Gj变动的原因假设，美元广义货币指数对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影响显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Gj不是D(Gm)变动原因假设，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影响美元广义货币指数;金融危机之后，美元广义货币指数继续影响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不过，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美元广义货币指数影响不再显著。对D(Gm)与Gj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D(Gm)不是Gj变动原因的假设。

五、美元供给量影响中国出口

第一，美元广义货币指数与美元狭义货币指数对中国出口额增长速度影响不同。美元狭义货币指数对中国出口增长速度影响不显著。对D(Ckzs)和D(Xm)关系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D(Xm)不是D(Ckzs)原因的假设，以及不能拒绝D(Ckzs)不是D(Xm)原因的假设。

以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为界，美元广义货币指数与中国出口额增速关系发生变化。危机之前，两者之间存在直接、显著的相互影响关系。对2005年8月至2009年9月D(Ckzs)和D(Gm)关系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Gm)不是D(Ckzs)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拒绝D(Ckzs)不是D(Gm)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危机之后，对2009年10月至2014年8月D(Ckzs)和D(Gm)关系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Ckzs)不是D(Gm)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D(Gm)不是D(Ckzs)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即金融危机后美国货币供应量对中国出口影响不再显著。

第二，金融危机前，发电量是联系出口与美元货币供给的媒介。首先，出口与发电量相互影响。对D(Ckzs)和D(Dz)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结果显示，在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Ckzs)不是D(Dz)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Dz)不是D(Ckzs)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如果D(Dz)增加，中国电力生产能力还有增长空间，在较低的电力管制价格条件下，因为国内高耗能产业在国际上仍然有竞争力，国内高耗能产业及资源型产业将继续扩张，美国无需D(Gm)增长，仍可从中国获得更多价格低廉产品。如果D(Dz)不变，或者受到一个负向冲击，一般情形是中国电力满负荷生产，如果D(Gm)增长，则外部需求增长将推动国内高耗能产业及电力投资扩张。因此，在国内对高耗能产业较低价格管制条件下，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发电量的反应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其次，金融危机之前，发电量影响美元供给;危机之后该影响不再显著。分别对金融危机前后D(Dz)和D(Gm)关系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危机之前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Dz)不是D(Gm)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即中国发电量影响美国货币政策;危机之后，D(Dz)对D(Gm)的影响不再显著，即发电量不再影响美元供给。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金融危机后国内能源价格体系市场化改革、国内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行业调控及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关。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uuqikan.com/jingjixuelw/174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