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论文范文考察庆元党争时期杨万里的心态(3)

　　“两岸万山如走马，一帆千里送归舟。出笼病鹤孤飞后，回首金陵始欲愁。杨万里《发赵屯得风宿杨林池是日行二百里》，《诚斋集》卷三十五(231页)”

　　辞官归来心情正如“放鹤出笼，纵鱼入海”，( 杨万里《与郑惠叔知院催乞仕书》，《诚斋集》卷六十七。)天地变得空阔无比，“游心于淡，与天为徒”。(《诚斋集》卷九十八《代宰执开启天申节疏》)杨万里返乡后，自辟东园，凿池开径，准备在自家的园地里种花饮酒，赋诗吟词，以安度晚年。

　　四 退守与隐痛

　　杨万里离朝后，朝政日益恶化，他的预言果真成了现实，光宗继位不久，便与孝宗情感破裂。绍熙五年，孝宗驾崩，光宗竟拒绝出丧，令朝野震惊。宰执赵汝愚与外戚韩侂胄一起策划“绍熙内禅”，迫使光宗禅位。新皇宁宗暗弱无能，皇权很快被韩侂胄操纵。韩因赵未满足升官欲望而心生憎恨，反道党人从中挑拔，并党助韩氏，朝廷很快陷入以韩赵为主的反道学党与道学党的斗争。朝政一片混乱，上下党议汹汹。

　　道学党领袖朱熹受任于危难之际，抱着“得君行道”的崇高志向入朝为帝王师。临行前致书杨万里，希望一同赴召。杨万里回复以一个寓意深远的寓言，委婉拒绝朱熹之请。朱熹未能像杨万里那样深透党争政治，带着“得君行道”的天真入朝党助赵汝愚。朱熹以为能用“正心诚意”之学以正圣心，孰料宁宗昏庸之极，在韩氏的操纵之下，不断罢免朝中的忠义之臣。朱熹入朝仅四十日即被宁宗罢遣回乡。庆元二年(公年1196年赵汝愚贬死衡州，庆元三年(公年1197年)刘三杰上疏称道学党为“逆党”，同年十二月，知绵州王沇上书奏请设立伪学之籍，而是反道学新贵效法元右而制庆元党籍，将赵汝愚、周必大、朱熹等五十九人被打入“伪学逆党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庆元四年(1198)五月，朝廷又下诏厉禁“伪学”，党禁扩大为全国性的学禁。惨酷的党禁与学禁一直延至至嘉泰二年(1202)才开始弛禁。

　　严酷的党祸令士人普遍受害，人人自危。身处乡间的杨万里为了避祸全身，几乎不对党禁发表任何言论，“挂舌屋壁间，此真吾师也。”(杨万里《答酸陵钱知县》，《诚斋集》卷一0七。)他在严酷的政治环境“梅间正醉吟”、“山里卧闲身”不染尘世是非，高蹈遁世，一任自然。

　　然而杨万里终究不是遁世隐者，他只是独善守节的儒家君子，“全其名，守其节，斯不失其身”(《诚斋集》卷九十三《庸言》)才是他的处世原则。他身上的儒学气血使他不惜生命守护名节。庆元六年(1200)，韩侂胄让杨万里作《南园记》，被他严词拒绝，表现出舍生取义的凛然风姿。庆元党禁期间，杨万里多次受封，皆被他坚决拒辞，甚至辞去祠官，不要朝廷俸禄，清白度日，以表达自己对朝廷黑暗势力决裂态度。

　　“内圣”与“外王”是宋代理学家的两大价值取向，“内圣”的最终目的是个人的安身立命，而在朱熹时期的理学体“内圣”最极旨归却在“外王”，由“正君心”而“得君行道”杨万里诀别官场是与黑暗势力决裂，而非放弃“得君行道”的理想。然而，庆元党禁将理学家的价值体系完全摧垮，致使其理想彻底破灭，这成为杨万里隐痛心伤“此心耿然，今未释然也……遣于心而不去，去于心而复来。此一事独扰扰焉于吾心。万事俱遣，一事犹在，虽与世绝，有未绝者是亦心之一病也”(《诚斋集》卷六十六《答沈子寿书》)清闲消散的山水田园生活终究没有消除其内心深处的伤痛，依据《诚斋集》卷一三三《溢告》记载：“先臣万里历事四朝，遭逢若此，每思报国，念念不忘，自奸臣韩侂胄窃弄陛下威福之柄，专恣狂悖，有无君之心。先臣万里常愤怒不平。既而侂胄平章军国事，先臣万里惊叹忧惧，以至得疾。……”当杨万里从其族侄杨士元中得知韩侂胄柄国开边时，顿时失声恸哭，在弥留之际手书八十言痛骂韩氏，抒尽孤愤而逝。韩氏弄权，正是庆元党争的严重后果。杨万里长期所积压的绝望与悲愤情绪被族侄带来的坏消息所刺激喷发以致气绝而亡。

　　五 总论

　　纵观杨万里一生的仕隐起落，用舍行藏，似乎皆与其随缘自适，一任自然的生命观及其达观通变的为官之道相关。然其醇厚的道学修养，拯世救弱的儒家使命感与“得君行道”的道学政治追求却使他与道学党曲折多舛的命运扭结在一起。他身处道学与反道学党争的政治漩涡，经世与忧世，卫道与忧道，后来无奈归隐，在归隐中畏祸与守节，党争政治始终是他心中的挥之不去的阴云，不断促成其心态的变化。

　　参考文献:

　　[1] 周汝昌杨万里选集[M]《又和风雨二首》其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 (元)脱脱等宋史[M]卷433《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周汝昌杨万里选集[M]《夜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uuqikan.com/lishilw/9094.html